吴湖帆的碑帖收藏由于尚未很好梳理与推介，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其实，在吴湖帆生前，让吴湖帆自己为其藏品掂一掂分量，他必定会将碑帖列为首位。大家不要误认为吴湖帆的碑帖收藏只得益于祖传，是“四欧宝笈”造就吴湖帆在碑帖收藏界的地位，实则相反，是吴湖帆创造了“四欧宝笈”，并缔造了四欧堂的碑帖收藏神话。

　　吴湖帆出身不凡，其祖父是吴大澂，外公是沈树镛，岳伯父是潘祖荫，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子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官三代”。今天我们回看吴湖帆的文物收藏，那是几大家族、几代人财力、智力的结晶。

　　吴湖帆的收藏以书画和碑帖为主，前者已经得到广泛宣传，渐渐成为世人了解吴湖帆的主体，后者由于尚未很好梳理与推介，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造成吴湖帆收藏以书画独大、碑帖居其次的光景。其实，在吴湖帆生前，让吴湖帆自己为其藏品掂一掂分量，他必定会将碑帖列为首位，书画放入第二。试看吴湖帆的斋室名，多以碑帖藏品着眼，“四欧堂”(藏有四册《宋拓欧阳询碑刻》)、“丑簃”(藏有《隋常丑奴墓志》)，就连四个子女取名，亦冠以“欧”字。

　　有一个观点需要澄清，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吴湖帆的碑帖收藏只得益于祖传，是“四欧宝笈”造就吴湖帆在碑帖收藏界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是吴湖帆创造了“四欧宝笈”，并缔造了四欧堂的碑帖收藏神话。

　　“四欧宝笈”特指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四件着名碑帖，即：《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虞恭公碑》，皆为欧体楷书的代表作，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又因四件拓本均为宋代拓本，实属珍稀，故称“宝笈”。

　　“四欧”中《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原为清代潘祖荫旧藏，1915年潘祖荫的侄女潘静淑嫁吴湖帆时，此三册曾是陪嫁物之一。1924年吴湖帆另觅得宋拓《九成宫》，1926年遂将四册合装同贮一匣，始名曰“四欧宝笈”，并取斋号为“四欧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四欧宝笈》以两万元的价格转售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遂入藏上海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为什么说是吴湖帆创造《四欧宝笈》呢?因为没有吴湖帆就没有《四欧宝笈》。

　　首先，四册宋拓唐碑能够被称为“宝笈”，就要归功于吴湖帆。没有吴湖帆，《化度寺碑》依然还是那本宋拓翻刻，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清代碑帖界最大的权威翁方纲判定“不真”，是吴湖帆重新为其平反昭雪。

　　民国十五年(1926)五月九日，吴湖帆请来了文物大家罗振玉重新鉴定《化度寺碑》，是罗振玉金口一开，大笔一挥，才使《化度寺碑》起死回生，重回善本之列。也就在得到罗振玉认可的“尚方宝剑”后，吴湖帆才理直气壮地取名“四欧堂”，并将四册宋拓欧阳询碑帖同一样式装裱，以乾隆古锦为封面，红木镶边，好马终于配上好鞍，成为善本碑帖装裱的一个典范。

　　不仅如此，吴湖帆还分别为《化度寺》、《九成宫》、《虞恭公》、《皇甫诞》卷端手绘《四欧堂勘碑图》、《九成宫图》、《四欧堂读碑图》、《四欧堂校碑图》，四图尺幅虽小，然气势恢宏，是吴湖帆早年绘画精品。

　　更令人惊叹的是，吴湖帆还特意用蝇头小楷书录《化度寺碑式图》，完成此图殊非易事，因为《化度寺碑》宋代既已毁佚，世人皆未见原碑行款样式，吴湖帆是依据自藏本呈现的碑文断裂痕，细心推演得出原碑面貌，这可比抄录佛经，更具虔诚敬重之心。

　　此外，翻开《四欧宝笈》碑帖，其中名家题签、题记、观款累累，远的不说，但说专为吴湖帆的题跋者，均是民国文艺界、学术界、收藏界之大腕。册前题端者，分别由王同愈、罗振玉、朱孝臧、吴郁生四位来领衔，册中观款题记者，自民国十五年(1926)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大致有罗振玉、冯超然、高时显、朱孝臧、吴梅、吴曾源、张茂炯、吴兴让、蔡晋镛、郑邦述、方还、蒋祖诒、陈曾寿、褚德彝、陈承修、方还、李浩生、朱豫卿、沈迈士、沈尹默等数十位，如此强大的观款题记者阵容，这在当时也是极尽奢华与难以想象的，遍观国内外其他善本碑帖，无一有此殊荣。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四欧堂内高朋满座的空前盛况。

　　在众多题记中，有一件题记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伯希和化度寺碑题记》。

　　法国人伯希和为何会在“四欧宝笈”上留下题记?原来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故宫博物院准备文物参加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北平特邀伯希和来华检阅故宫文物，同年四月三日吴湖帆与叶恭绰在张葱玉处会见伯希和，伯希和得见“四欧堂本”并留下法文题跋，同行的翻译陆翔作了释文。我国善本碑帖有西洋人题跋，此册可谓独一无二，这一切只是缘于伯希和是《化度寺碑》“敦煌本”的最初发现人。

　　吴湖帆对《四欧宝笈》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题画、题签、题记，还留下了大量收藏印章(其中不少是出自陈巨来之手)，诸如：“吴湖帆”、“吴潘静淑”、“四欧堂印”、“四欧堂读碑记”、“湖帆宝此过于明珠骏马”、“梅影书屋”、“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江南吴湖帆潘静淑夫妇并读同珍之宝”、“湖帆秘宝”、“静淑欣赏”、“丑簃长乐”等等，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印章，穿插在拓本中，既平添了不少生气，又牢牢地打上了吴湖帆收藏经历的烙印。其中有四方印章，可能自刊刻起，只钤印过一次，它们分别是：“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唐石真本化度寺碑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九成宫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温虞恭公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皇甫明公碑之印”，这四方印章是专属于《四欧宝笈》的，无法移作他用，极尽奢华。

　　最后，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看过《四欧宝笈》者，无不对“四欧堂”楠木书箱赞不绝口，箱内另设四个书匣，选用上乘的金丝楠木，箱与匣的造型与插口样式，无不中规中矩，箱盖上的吴湖帆手书题刻“四欧宝笈”等字，既灵动又典雅。“四欧宝笈”的装潢，可不是吴氏祖先的作品，都是出自吴湖帆一手选工与设计的。

　　由此可见，吴湖帆打理“四欧宝笈”是不惜工本，每一个细节都没有轻易放过，一招一式都尽可能效仿祖上先辈的金石收藏遗风。

　　《四欧宝笈》是吴湖帆创造的碑帖收藏史上的一个神话。古人已有收集欧阳询碑刻之风气，清代毕沅就藏有“三欧”，煊赫一时。虽说“集欧”未必始于毕沅，但必将止于吴湖帆，因为后人再也无能力同时收齐四种宋拓欧书，此乃千年一遇之事。

　　吴湖帆碑帖收藏另一个经典案例，《董美人墓志》的收藏与雅玩。首页有吴郁生题端，二页有民国十六年(1927)秋日冯超然作《美人香草图》，册末有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吴湖帆题跋：“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为上海陆耳山之子得于兴平，旋归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拓本传世绝少。咸丰癸丑沪城之乱，徐氏遭陷，石亦毁去。至今片纸拓本珍如星凤矣。隋志中以《常丑奴》为最难得，余藏金氏冬心斋旧本，久欲得此为侣，十余年所渴望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遂刻‘既丑且美’小印为押。”

　　“既丑且美”可以被认为是吴湖帆赏鉴碑帖的又一高潮，笔者此前以为《常丑奴》藏上海博物馆，《董美人》藏上海图书馆，并戏称“美丑终究分道扬镳”。现在得知，吴湖帆所藏《董美人》并非只有一册，另一册还在上海博物馆，仍旧“既丑且美”，并未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