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对李振华来说也是充满了冒险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实现了自己思虑许久的想法，在展览的细节上也有了新的尝试和推进。对他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年。在展览中，在作品里，他无数次地强调爱和勇气的珍贵，与之前的工作完全不同的是，2015年他以感性和温暖的方式触碰着策划人和艺术家之间冰冷的地带。

　　2015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记者：2015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展览和事件是什么?

　　李：首先非常感谢维他命镜花园邀请我做收藏展，他们支持我这样任性地工作，陪我一起冒险，我以一个特别奇妙的收藏身份和策展人身份介入到这个项目中。另外就是北京的今格空间，他们给我非常大的支持让我实现了一个一直想做的项目，去探索策展人和工作系统的可能性。还有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双年展(俄罗斯国家艺术中心委托)，我在工作中试图去探讨在国际化的一成不变的艺术机制里，是否能产生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015年我在许多展览的细节上都有新的尝试和推进，这一年非常激动人心。

　　记者：这几个展览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平日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

　　李：这就像与师父谈功夫的理念，必须巧妙地处理你拥有的东西，巧妙地收集你希望收集的信息，巧妙地去思考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觉得今年运气特别好，大家能给我非常多的支持和理解，让一些莫名其妙(超乎想象)的事情得以实现。比如我的收藏展，概念叫“post”，就是邮寄。“post”还有 “后”的概念，它是一种讨论介于“拥有”和“拥有之前”、以及“拥有之后”这些状态之间的某个状态，艺术家寄过来的许多作品我都是不知道的，我只是组织他们把作品寄给我，然后和维他命的发起人张巍，还有其他工作者一起呈现出来，这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融入感，是超越一般的展览实现和概念的。

　　记者：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

　　李：我通知艺术家，他们几号之前给我寄作品，寄什么由他们自己决定。我和艺术家们更像在做一个游戏，每个月的一些经费，作一个收藏的仪式，最后由艺术家决定给我的作品，而什么都可以，也不必告诉我，寄给我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属于我了。所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也都觉得这个方式有意思，因为都不知道最后会出现什么。

　　记者：你在这个项目里面的策展人身份是什么样的状态?又放下了策展人的哪些特权?

　　李：我希望在某些事情上给予他人足够的信任，我思考得最多的东西就是关于信任、爱和勇气，在今天我们应该给予别人足够的信任、爱和勇气，那么如何去鼓励这些呢?我觉得应该在某些情况下相信别人比你做得好，比如在跟年轻策展人的合作上，我相信他们会比我做得好，首先我得确定这个，然后才能开始工作。跟艺术家更是如此，我相信他的选择是慎重的，我深信他在给予我作品的时候会站在我的角度和立场去思考，所以我不用站在这个角度再思考什么。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策展人说，我选的是最好的!我会问，这是真的吗?那个艺术家是这样想的吗?大家会用这个事情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可是自证存在感有什么用呢?这个存在感本身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相信艺术家，相信艺术家不会在这个事情上玩虚的，我更相信艺术家对我个人的深入理解，能为我提供一个他认为最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他为我选择的东西是最好的。

　　记者：放下了策展人的控制，以感性的方式触及策划人和艺术家之间非常冰冷的地带。

　　李：我们通常会说我选择了你，你是被选择者，所以你没有权利，而我有权利控制所有的一切。但我们都是当代语境中的共同体，如果是共同体的话，那我只是一份子，所以我把控制者的位置转换成提问者，我只是提问。比如说，你有没有对当代文化的一些困惑呢，那我们能一起解决吗?这是我希望做到的。

　　记者：这种方式真有温度。

　　李：我试图做到。人有各种失控的地方，也有要控制的地方，尤其在工作上，我可能在进入另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更关注客体，也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客体或者我和一个群体之间是怎么样去完成沟通关系的。

　　从固定的展厅思维，走向只有天和大地的环境中

　　记者：这是2015很大的变化吗?

　　李：对。

　　记者：这跟你之前的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样。

　　李：完全不一样。我以前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我在主控，所谓主控是在各种方面，完全的思考从艺术思考，到最终传递的种种细节。当然我对人都比较温暖，但某些方面我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度，我有一定的理解，也有足够的能力。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相较于其他的策展人，我另一个身份就是制作人、项目管理人，我有很强势的一面，但这个强势的姿态恰恰是违背当代艺术特性的，在2015年我试图放掉这样的状态。

　　记者：这样做的时候感到身心愉悦吗?

　　李：我觉得我严重做到了。我今年一再地处于激动的状态，很多事在很多人眼里看上去如此的不着调，结果都被实现了。

　　记者：放下了一部分，就有了其他的可能性。

　　李：我认为它让整件事变得更完美。比如说在“集美X阿尔勒”的项目里面，我推荐了尚暾的项目《我想安静地看着地上的自己》，他是美院出来的艺术家，因为社会现实常年没有做当代艺术。他闲暇的爱好是做动力伞飞行，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事，就是带我也飞一次，他说这个事只能在他参加我的展览和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才行。于是我们就在10月27号一起完成了飞行，也是我第一次飞上天。

　　记者：你作为策展人，在展览里或在艺术家的项目里面，扮演着不同于传统策划人的角色。你参与其中，甚至变成了材料。

　　李：一个是关于他如何进展厅，一个是我如何走出去面对作品的实现，然后作为一个策展人如何工作，如何从一个固定的展厅思维，走向只有天和大地的环境中。

　　记者：会有人怀疑这是一个作品吗?

　　李：是，会有人说这样的作品重要吗?这是一个好作品吗?但所有关乎爱和勇气的行动都应该值得嘉奖。我觉得今天的艺术变得过度的精神性、过度的隐忍、过度的克制，所以才会觉得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作品出现。这个作品后面有着艺术家非常慎重和微妙的思考，如飞行的轨迹，人和机器的关系，关于控制和失控，关于俯瞰和监视的并置。

　　今天不学习商业和融入商业，是跟不上时代的怯懦

　　记者：明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李：我近几年的工作都在一个组合拳的状态里，比如2016年香港巴塞尔博览会的《光映现场》。

　　记者：你的身份有很多，也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推进各个角度文化的发声。

　　李：我不认为策展人的位置是一成不变的，我也不认为给自己设置限制是有效的，如果你有创造性，也意味着一种有话可说的状态，所以你应该说出来。

　　记者： 通过不同的方式。

　　李：是，另外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或者现实里，缺乏对别人所做事情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予他人这种东西，就是在他人做艺术的困境里需要一些帮助，哪怕是一些温暖的话，就应该给予他这些鼓励，我希望自己能试着去做。

　　记者：这也决定了你做展览的方式和面貌，以及你希望扮演的角色，都基于个人内在的品质。

　　李：对，知行合一是很重要的。

　　记者：所以你不会将权利和话语权放在第一位。

　　李：我认为话语权首先不是获得了权利、金钱，而是别人对你的信任。越多的艺术家和投资人对你信任，你就获得了越大的话语权，而且这个话语权本身也是虚妄的东西，所以更要善待它。如果有一天，你坐在权力上变得很腐败，就会被权力掀翻，因为话语权是别人给你的，我深刻地理解这个道理，所有的项目上都会有我的操守和尊重。包括与商业机构合作，我也非常尊重商业机构对我专业工作的认可，我也尊重他们在专业工作上付出的金钱和努力。很多人说我做许多商业的展览，但“商业”和“好展览”确是两回事，如果说之前融入商业是艺术上妥协才能完成的，今天不学习商业和融入商业，是跟不上时代的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