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花鸟画，至少有近四千年的悠长时间，是极乐天国中一株灿烂的奇葩。”潘天寿用寥寥数语点出了花鸟画的灿烂辉煌。

　　根据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孔六庆在《中国艺术专史·花鸟卷》中的考证与梳理，花鸟图像在远古先民开辟混沌的历史中孕育产生。到了东汉，花鸟画终于有了破土而出的迹象。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画独立成科。自此，中国花鸟画开始了奔腾不息、高峰迭起的发展。

　　宋徽宗将院体花鸟画导向历史最高峰

　　从隋唐到两宋的600多年中，以工笔形态为主的花鸟画在唐代宫廷完全成熟，产生了像曹霸、韩幹画马，韩滉画牛，边鸾画花鸟那样的大家。到了五代，宫廷画院花鸟画发展到历史顶峰时期，西蜀出现了黄荃，以“富贵”风格奠定了“院体花鸟画”的黄家样式;同时南唐出现了“野逸”风格的非宫廷画家徐熙。从此，中国花鸟画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两大风格体系。

　　北宋宫廷画院的花鸟画高潮，则一波接一波迭起。从黄居寀导入黄家画法开始，继而易元吉、崔白不失黄家画法又吸收徐熙画法，进行艺术的变革，至宋徽宗赵佶开创画学教育，培养了不少花鸟画家。南宋的花鸟画则延续了宋徽宗的做法与成就。

　　宋代是宫廷院体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达到全盛的时期，其中宋徽宗将院体花鸟画导向了历史最高峰。在《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

　　也就在北宋，绘画材质开始向水墨与纸质倾斜，画家队伍逐渐向文人倾斜，那种推崇高尚情志的“隐逸”思想所主导的艺术审美，使文人的花鸟画开始进入了水墨的表现。其中，文同、苏轼的艺术活动，处于中国文人画发展的关键之时。文同的墨竹彪炳史册，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著名论说，则对当时院体画片面追求形似的偏向提出了反思，且影响深远。

　　花鸟画水墨形态大发展的时代主要在元代。动荡的时代导致大批文人偏于佛道思想而沉入水墨的意境中，并使文人的精神转移到了内心，特别能以兰、竹、梅映照出文人内在的品格。代表元代绘画成就的山水画“元四家”，除黄公望外皆擅画墨竹，其中，倪瓒的“逸笔”特别能体现元代的艺术风格。“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倪瓒的画竹的“逸”、“逸笔草草”思想，为后来的文人花鸟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清花鸟画的主要阵地为江南地区

　　明代起，重个性表现的文人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泻而来。自此，花鸟画走出了庙堂与山林，在人间烟火中蓬勃地发展，于是审美形态猛然一变：日益重视用水的水墨大写意画法飚然。

　　从地域上说，明清花鸟画的主要阵地，仍为元代绘画发达的江南地区。这里，也是明清主要思想家的聚集地，所以花鸟画的发展往往浸润着哲学与思想的色彩。

　　“大写意”是一种笔墨更无拘无束抒写心象的约定俗成的画法。相对传统院体花鸟画工笔形态的工整精丽，“大写意”有大大释放“形似”的意义。明代花鸟画以文人水墨大写意形态为主，同时其他形态也在发展中并存，形成了该时期全面发展的生动局面。

　　在明代的大写意花鸟画方阵中，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是重要的力量，从沈周开始，经过文征明，再到陈淳等花鸟画家，都是追宋元文人画传统而创新格。素以山水画著称的沈周，写意花鸟画有开拓之功，而陈淳则是大写意花鸟画的开创性人物，其出现意味着这一艺术形态的成熟。

　　后人对文人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传统的理解，往往是“白阳、青藤并提”，意在说明两人有开宗立派的意义。“白阳”即陈淳，而“青藤”则是徐渭。徐渭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善于运用“水”，纵横肆逸，笔墨淋漓，而其本质是“狂”。徐渭之后的花鸟画家，无不膜拜他。他们都是悟识徐渭的才情迸发出无限创造力。石涛说“青藤笔墨人间宝”，郑燮说“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则甘愿为徐氏门下“走狗”而终身学之不已。

　　在明代院体花鸟体系中，不得不提及广东画家林良，他是院体粗笔形态的主要创造者，是现有文献中广东最早的有巨大成就的花鸟画家，对后世影响很大。

　　晚清以来花鸟画发展呈现三种趋势

　　清代花鸟画继续呈现明代文人水墨大写意形态，发展得有声有色、蓬蓬勃勃，画家的水墨技法越来越善于用水，乃艺术本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趋势。

　　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和石涛，是继陈淳、徐渭之后崛起的又两座并置的大写意花鸟画高峰。两人作为明室王孙，处在天崩地塌的改朝换代之际，感受着撕心裂肺之痛，奔狂于笔墨而耸起笔墨的奇峰。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在失去家国的彻底绝望里，狂写而不失贵胄气质，独出极精粹极简练的笔墨与诙谐怪诞的造型，画面体现出清润的风格;石涛则以天才画家的灵性笔墨塑造了纵逸的风格，画风多变，体现了他理论功底的深厚，《画语录》便树立了完整的中国画学思想。另外，两人都曾成为佛门中人，佛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他们的艺术创作。

　　明清两朝交替之动荡，以及异族统治带来的社会巨变，迫使文人要抒发胸臆;另外，卖画市场的审美需要雅俗共赏的花鸟画。这两种内动力的结合，使清初到清末的大写意花鸟画，出现了唯美表现的趋势。比如，晚清时的海上画派，是集笔力之美与与色彩之美的典型。

　　另外，恽南田的“没骨形态”与常州画派，高其佩的指画大写意形态，“扬州八怪”独出心裁、个性林立的写意形态……都是清代花鸟画史上的重要路碑。清代花鸟画还有一个重要的新现象，那便是清朝宫廷主动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所产生的“中西合璧”花鸟画新形态，为前所未有之变局。其中，西方画家郎世宁的影响巨大。

　　晚清以来，在西方文化艺术影响下的花鸟画，呈现三种发展态势：一是立足于传统，兼受西方色彩影响，如海上画派;二是坚定不移地沿着传统的路数发展，如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三是受日本、西方绘画影响而发展，如“二高一陈”、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等。这三种趋势带来的花鸟画的整体新貌是：构思新、色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