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民居看改造后的粮仓

　　（雅昌艺术网 裴刚）关于艺术乡建话题的上篇中，有一段艺术家靳勒聊起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经验，作为生活在凋敝乡村中的村民切身的体验，使人印象深刻。他这样讲：“小时候还好，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己吃不饱还惦记着能给台湾小朋友留一口，贫下中农最光荣，相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山，这一条小路，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出生在农村的人，到了城里，或多或少会有自卑感，你知道你是农村户口，你与城里人是不一样的，你穿的，你吃的，你住的都有区别，你会很敏感，很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这种认识直到结婚生子了才会慢慢会好转。不知道是环境还是其他什么决定了这种不平等，你喝水不方便，你走路不方便，你上学不方便，你没有机会挣钱，吃不好、穿不好，没有钱盖好房子，你看不了电影，也看不了美术馆!你不可能有自信也不会有自尊，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农民。你努力了运气好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地方。每年回到这里你发现除了人老了小孩少了年轻人少了再没什么变化。”

　　这种苦涩的味道，在靳勒离开石节子村后变成了乡愁，令他返乡重建家乡。石节子美术馆也是在这厚味里度过了八年，但这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个案，艺术家靳勒和这个村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其它地方的情况又如何呢?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谭刚毅曾提出乡建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为何乡建?乡建为谁?谁在乡建?怎样乡建?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组织，认为不同类型文明中社会构造不同：“西洋”人重集团，中国人重家庭，于是中国由家庭单元衍生出伦理本位，走向职业分途，形成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和谐社会;“西洋”则从集团演化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社会。“西洋文明”强盗式进人中国之后，冲击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使之几近崩溃。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叠加，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明失控，是近代以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为乡村的多样性而保护文化遗产

　　左靖的在碧山村的经验是，让碧山回到碧山的年轻人手中，村民才是乡村的主体。

　　乡村资源的大量流失，不仅空巢化严重，而且文化资源丰厚的古村落民居大量被拆毁，从建筑构建到精美的生活器物大量散失异地或海外。左靖认为古村落的“异地保护”是有害的：“我坚决反对拆掉!我们经常可以在北京看到一个徽派建筑，在上海看到一个徽派建筑，这种所谓的异地保护，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这种异地保护变成了很多不法商人利用这个口子把完全可以原地保护的建筑，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卖给一些有需求的人，这样导致大量的古建筑离开自己的故土，变成毫无生气的标本，竖在北京或者是上海等一些异地，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愈演愈烈，非常可怕!大量没有定级的历史建筑，任何人只要出钱就可以廉价把它拆除搬走，这样导致整个中国传统村落依赖的物质基础——建筑，文化基础的一些物理空间都会消失，导致乡村的传统整体彻底消失。”

　　传统社会的乡村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传统乡村文化的载体——精美的古村落建筑还在，但也面临被拆毁殆尽的趋势。因为，这些与当地人文地理融为一体的精美建筑，是保证乡村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如果失去了这些承载乡村传统文化艺术的物理基础，乡村建设也会陷入千村一面的灾难。

　　对于有800多户，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祠堂百余座的碧山村而言。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群需要保护，在没有政府文物保护资金资助,乡民又无力维修，房子倒了也没人管，任凭它自生自灭，如何保护及再生利用是一个难题。

　　左靖和其他艺术家们早期，从村民手中买老房子，如果按《土地法》，城镇居民是不可以买建设在农民宅基地上的老房子。可是徽州的老房子是历史建筑，不是宅基地上的新建筑，早在宅基地的概念之前已经有了的属于历史建筑，需要抢救保护。政府还没有投入这笔资金，村民也没有力量去修，左靖讲：“正好是黟县是关于历史建筑产权问题的一个试点，一些符合条件的建筑可以过户。如果让民间资本去介入，可以保证乡村文化物质基础在当地的延续。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创新，包括怎么安古法维修老房子，并且赋予老房子一些新的功能，使它更加适合现代人居住，这方面做了一些有力的尝试。因为维修这些历史建筑要符合传统的营造法式，以及符合我们在地文物部门对老房子保护的要求。这样的历史建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并且没有任何纠纷的情况下，是可以过户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实验。”

　　2011年碧山丰年祭在祠堂里举办了诗歌课。在左靖看来：“在面对乡村生活的凋零和农村的空心化时，诗人何为?”“诗歌课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活动，是文学融入乡村的一种小小的尝试。诗人们在祠堂中向留守在农村的孩子们讲授和朗诵诗歌，不过是在恢复曾经有过的一种民间生活。文学进入一个曾经用作培植宗族凝聚力的乡村公共空间，触碰它未来的公民并努力亲近他们，也是文学对乡村所奉献的一点点薄力。”

　　令人触动的是诗歌课后，一个孩子写下：

　　从屋里出来

　　站在空空的祠堂里

　　我感到深沉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邹怡情认为：在祠堂,一座传统建筑里，诗歌激发出一个孩子对内心情感和外部世界的探究，他感受到了生活中那似有还无的诗意，并尝试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孩子的心智被启蒙，而古老的建筑因为文化的填充对村民和村落有了新的意义。这是文化的魅力，也令人看到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的许多可能性。清华大学从事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志愿者加入了碧山乡建，与左靖合作编制了《碧山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导则》。

农舍改造前 (改造后取名“WOW蛙舍”)

改造后农舍取名“WOW蛙舍”，蛙舍已经举办了第一次艺术活动——碧山村姚立兰个人摄影展

　　左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艺术家的审美是可以慢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影响村民的，“你在乡村能够生根多长时间，是润物细无声慢慢影响的，不能是暴风骤雨似的影响，怎么可能呢?你要用你的实际行动，用你的审美，你的创造让村民慢慢意识到是可以这样子的，不一定非得像隔壁村那么大张旗鼓发展旅游，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丰富自己的生活。”

　　另一个碧山乡建案例可以看到艺术与旧房改造的多种可能性，2015年1月返乡青年金铭租下了村口去往猪栏三吧路边的一座农舍。这是一个9平米，曾用于饲养牛蛙的简易建筑，废弃多时。按照金铭的设想，它是碧山村一个以实验探索为方向的艺术空间，旨在低成本的非盈利模式下邀请各类人群参与实验性展览计划。农舍取名“WOW蛙舍”，蛙舍已经举办了第一次艺术活动——碧山村姚立兰个人摄影展。

　　以“在地性”为主体的工作方法

　　同样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以当地乡民为乡建主体的“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项目中，主持建筑师何崴认为乡建项目中“在地性”很重要，也就是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看上去不是迥异于当地风土人情的，而是能和当地的人文情怀等很多因素契合的。

　　何崴和项目团队在实施过程中一直遵从的工作方法中有四个要点：“第一点，尽可能地淡化作为外来设计师的自我表现的欲望。在这个项目过程中，我多次跟我的团队说，要尽量地压抑自己的表现欲望;要让建筑和周边环境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

　　第二点，我们尽可能使用当地的材料，我们这个项目里除了钢和玻璃，其他的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在新县范围内采购的。这样既可以减少成本，同时也能够让你的房子从材料方面看上去更符合当地的特征，当地人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和当地的建造传统有关联性。

　　第三点，我们尽可能使用当地的工匠和农民会做的工艺，我们不去设计或者是刻意地去采用高技术的手段，高技术的建造工艺。我们所有采用的工艺都是当地的工匠看得懂，会做的。这样你的房子就会接地气。

　　最后一点，我们尽可能地使用当地的工人，当地的工匠和当地的农民作为建设主体。这有成本的考虑，更是因为要鼓励村民的参与。有村民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只有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们才会认为这个项目是属于他们的;参与了这个项目，原来农村的社群关系才能重新被建构。

　　正是基于这四点，我们的房子看上去像是当地的，像是从当地慢慢生长出来的。”

　　在与当地乡民这样密切的交流中，相互尊重就突显得很重要。何葳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强调和当地工匠的商讨、交流，把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告诉工匠，有的时候会出现当地工匠觉得这个不好做，双方讨论过达成共识才继续做，这个过程是彼此尊重的过程，也是让他们参与进来的过程。”

　　当地的建造工艺恢复或当地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也在这样的工作方法中得以体现出来。何葳：“我们发现当地很多工艺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非常生态的，我们使用的大部分工艺其实是基于工业生产，基于工种的细分，而中国民间、农村的建造方法趋于手工艺或者是趋于人口、环境等很朴实的关系，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就沿用了或者使用了当地传统的建造工艺，这种工艺是对项目本身以及对我们外来的设计师都是一种交流学习。从建造之初，我们定位是比较清楚的，整个建设时间大概在四个月左右，去了十几次现场，后来就每周都去现场，基本上是看着项目慢慢地成熟了，当你取得了当地人互相的信任后配合度是很高的，所以完成度也是比较高的。现在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帮他们做的产业策划有一部分实现了，还有一部分还没完全实现。整个从建设的角度来讲完成度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推动，能够让原定的产业继续完善。另一方面，我们也尊重农民的选择，因为运营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也是必须的。”

　　避免“千村一面”

　　“我不能把它都变成丽江、大理，原住民全部赶走，外地人过来过自己的小日子或者是把每条街巷都变成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左靖看来生态的多样化已经在慢慢在消失，现在文化的多样化也在消失。

　　同样，何葳从中国城市目前的“千城一面”，而特别警醒“乡建”中的“千村一面”：“我觉得中国各地农村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基础条件不一样，气候条件不一样，村民的教育程度也不一样，是一种多元化的考虑，这个也是魅力之所在，也是必须坚持，必须保有的。现在批评各个城市都弄得千城一面就是这样。我想中国的农村要是变成千村一面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是需要有一些既有理想又有能力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或者是社会的这种有识之士和当地的有识之士联手起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做一些在地性的项目，必须要符合当地的特征，是真正的对当地人有意义的。”

　　艺术持续介入的乡村建设

　　石节子村正在持续推进的艺术项目是和北京“造空间”合作的“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靳勒介绍说：“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从2015年5月开始的为期一年的活动，邀请了25位(组)艺术家和25位村民一对一的合作，在村庄完成他们确认的方案，做什么由艺术家和村民决定，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去年已经开始与西安美院雕塑系合作，公共艺术专业课程来村庄上课，利用村庄的材料、环境，让学生把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村民的生活相结合，探讨公共艺术在村庄的可能性。2015年朋友帮助我们申请了德国大使馆基金，为一户村民家联合建淋浴及改造厕所项目在实施中。”希望通过这些艺术项目，让村民有机会与艺术、艺术家发生关系，面对面交流，提供可能去大都市考察，有所思有所想，重新认识自己，减小差距，逐渐消解身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村民来改变村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左靖说他们已经把碧山乡建的一些经验在贵州开始做了。转化的第一步是尊重，要做大量田野调查和深入调研。例如贵州乡土文化社，是贵州本土致力于推动本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非营利草根机构，力图探索符合当地价值观的生产方式，实现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可持续发展。转化的第二步是创新，碧山乡建实践是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中国现实语境下以安徽徽州为试点、开展新的实践工作的尝试。转化的第三步是再造，由高校社会学系师生、建筑工作室、生物多样性调研机构、遗产保护组织、空间设计和影像组织等组成的团队进行了扎实的调研工作，以建设“生态博物馆”为目标进行创新性再造计划，几乎复兴了即将消亡的小乡土社会，也让民众在几十年的贫穷匮乏之后又获得了富裕与发展的资本，生机终归于民间，民生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