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艺术”将是2016互联网爆破点
2016-01-29 09:01:18 黄茜
非标准艺术品的售卖将普及,社交网络拥有巨大空间
2015年,“赌王”何鸿燊“9 0后”女儿何超盈以近7000万元价格拍下吴冠中画作《木槿》。越来越多的富二代进入艺术市场成为新藏家。资料图片
近日,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 MMA )推出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2015秋》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总额为506亿元,比2014年缩水20%,其中下半年成交总额为257亿元,比去年减少19 .1%。尽管对于大多数中国艺术品拍卖机构而言,2015是持续艰难的一年,但拍卖市场规模在连续下跌后,依然基本维持在2010年井喷似增长前的水准。
1月27日下午,“2016艺术品市场的挑战和机遇”论坛在北京举行。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对话投资人、收藏家李苏桥,就艺术金融、艺术电商、新藏家入场状况、传统拍卖行业的未来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艺术市场起“冲抵”作用
赵旭两年前就提到,艺术金融和艺术电商是艺术品市场的两只翅膀。而艺术基金是艺术金融一度盛行的形式。2010年艺术市场突然起飞的时候,民生银行意欲将3亿的艺术基金交给赵旭操作,赵旭考虑之后没有接受。“艺术品是非标准的商品,在基金上去运作一个非标准的商品已经是很强的挑战。”这需要专业、时间、胆识以及非常淡定,还要用全身心投入,而且是投入一个不可以预测市场的项目。
“金融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非标准的艺术品风险更大。”赵旭说。
虽然成功的艺术品基金不多,但并非所有的都没有回报。赵旭认为,在一个经济突然腾飞又开始下滑的形势下,基金的成败取决于操盘手本人:“重要的艺术作品如果当时选择对了,到最后收益还是很可观的。对基金来说时间搁得越长越好。”
很多人认为艺术品是容易盈利的领域,和其他行业相比,艺术领域的盈利能力其实非常薄弱。李苏桥指出,薄利导致了“想将艺术品作为金融产品的人和机构必须服从资本的要求,随便发行债券、发行股票,追求过高利润,在对高回报和短周期的不合理要求下,中国艺术品金融化发展得非常畸形。”
“所谓的挑战和机遇对于艺术品市场是不存在的,”李苏桥说,“因为艺术品市场所起的作用是冲抵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市场的不良信号。今天股票会跌2%、3%,跌到2700点。在这样情况下,艺术品市场原则上是冲抵它们,因为艺术品市场周期是和美元周期挂钩的。”
每年有1/3新买家进入
然而,未来市场的期望部分寄托于新晋藏家。对于拍卖行来说,要挖掘和吸引一位新藏家,需耗费巨大的运营成本,比影视公司吸引年轻人去看一场电影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
“其实在2009年以前,艺术市场就是一个圈子。艺术品的买家在2010年是井喷式出现的。当时经济在复苏,由于尤伦斯释出一些藏品,突然把艺术的圈子砸成一个大的产业链。很多地方出现很多藏家,共同推动艺术市场上扬。”赵旭说。
这些此前入场的老藏家,今天依然还在,“只要进入艺术品圈就像吸毒一样永远在”。他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拍卖行、熟悉的专家,每年理性地买一些东西。
另一方面,拍场上每年有1/3的新买家进入,是个不容小觑的群体。“就每次登记号牌的情况来说,每场都有1/3的陌生号牌来交押金、竞拍,而且竞拍成功。而且生号牌付款很快。这是每年的数字,一年可能以60%的速度在增长。”赵旭说。
李苏桥认为,国内新一代有家族背景的年轻收藏家,更愿意绕过拍卖市场去购买艺术品。“比如浙江一些‘茶二代’买东西,上海一些父亲拥有家族上市公司的孩子,他们不光是在拍卖市场上去买,他们更愿意用通过与人交往的方式来判断事物,在画廊买或者是接受苏富比和佳士得私洽购买一些重要的艺术品。”
这些人是香港Basel、FriezeLondon等艺博会上的购买生力军。“这些80后的孩子们,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品位,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但是他们相信西方人。”
艺术电商有难度也有空间
就艺术电商来说,艺术品、泛艺术品、非标准的艺术品非常广阔,不计其数。赵旭认为,互联网给了非标准艺术品的售卖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帮一个明星卖他的日用品,卖他喜爱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卖一个艺术家的衍生品。”
最近,艺典中国推出一款通过朋友圈转发的微信拍卖产品。赵旭介绍:“我可以在春节前将我很小的作品装框,比如我想卖800块钱,我会通过微信圈转出来,总共20件,你可以在微信圈上直接支付,喜欢还可以竞价。”借助朋友圈的传播渠道,如果再加上低价和便捷,可以预期一个巨大的市场。
“原则上互联网只解决标准化的问题,不解决非标准化的问题。当你能够在网上借助互联网的产品形成非标准化的交易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产品或者是商品都可以被纳入到这样一个特别的范围,也会帮助现在的艺术品交易公司,包括拍卖行或者是画廊做出这样的区分,哪些需要线下交易,哪些需要线上交易。”李苏桥说。
然而,如果仅仅是将线下的客户转移到线上,对拍卖公司的业务来说未必有益。李苏桥认为,线上交易的目的,一方面代替出价机制,“比如高古轩就是代理人制,很难想像刘益谦会到现场,也很难想象卡塔尔公主会到现场,因为他们不会为了一件作品飞到伦敦去。”
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艺术,“大家形成一种购买的习惯,使得更多的人有这样一种收藏的能力和眼光。”
(责任编辑:胡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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