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参展艺术家与33艺术空间负责人贾立巍合影

“移——蔡应、伍权、马少林、李创、潘力铭”展览现场

　　“移——蔡应、伍权、马少林、李创、潘力铭”作品联展在深圳33艺术空间开幕，每位艺术家1-2件作品，及五位艺术家联合创作的一件作品。进入展厅，水泥砖头、毛线球、枯木，生锈的铁罐等日常所见之物，看似容易唤起观众内心的作品，唯有细观每件作品，才能寻得每位艺术家的创作线索……

马少林  《来自手机尾号0908的短信》

　　马少林的作品《来自手机尾号0908的短信》，源于马少林的朋友欢哥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和言论，“欢哥每天都会给他发短信，各种内容都有，但是作者一直没有回复，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这次展览中，艺术家截取了部分言论放大、打印在白纸上，并用毫无感情色彩、摆脱语境的方式复读这些文字。“欢哥是一个鲜活的人物，他就像中国的唐吉诃德，马少林沿着这条线索，以不同的方式对欢哥进行关注，拍过纪录片、也在展览现场把欢哥的‘语录’以口号的形式书写在展厅现场……”站在这件作品前，会想象神秘的“欢哥”是怎样的人物;但在刻板的复读及循环播放的声音，分解了这些文字的内涵和意义，对欢哥的想象变得无从入手。

李创  《5.12KG》《34.35KG》  

　　与《来自手机尾号0908的短信》摆脱语境的方式不同，在展厅另一边是李创的《5.12KG》《34.35KG》，以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毛线球、一件拆至一半的毛衣和一个巨大的毛线球，缠绕的线条一下触动到观众的内心。《5.12KG》是艺术家把妈妈给他织的所有毛衣在妈妈的面前拆散，这个过程是否对亲情的考验?《34.35KG》作为延伸，从个人到群体，把收集的毛衣拆开，汇集成不断变大的毛线球，“34.35KG”是毛线球的现在的重量，在拆线和团线的过程中，艺术家还原了物质的本质。

伍权  《城市——深圳》  

　　《城市——深圳》是伍权旅居深圳后创作的作品，与《34.35KG》在作品体量上产生极大反差，一块普通尺寸的砖头，承载了他对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变化的记录。艺术家在深圳的建筑工地、郊外荒野捡拾城市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残片，以取样的方式，记录下每次收集到样本的坐标及时间，并写下收集到样本时的情况。“以此作为城市建设取样的封存和保存。从密封袋取样，到最后样本又以水泥砖头的方式被保存起来，又回到了建筑本身。我现在是针对自己生活过的城市，在这之前，在武汉和杭州做过了，因为生活过的城市与自己的关系更为密切。武汉是工业化城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从进入大学到毕业，学校周围都一直在搞建设，一直在不断地变化，这也是促使我以‘砖’为城市化载体进行创作。”

潘力铭  《干枯的花园》(油画)  《再生长计划》(装置)

　　潘力铭的作品《干枯的花园》《再生长计划》，以油画及装置的方式相互呼应再生命力的主题。“油画作品中，干枯的树木上被工业化的彩灯缠绕，被动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艺术家在腐朽的木头上种植蘑菇，通过人为的方式，让朽木再现生命力。两者都是通过外在、嫁接的方式，自然物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蔡应  《烟火计划》

　　这次的参展作品中，唯一一件影像作品是蔡应的《烟火计划》，2011—2013年，蔡应在湖北广水教书，当时刚到那里，一方面，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心中也有做艺术的冲动。有一天，他爬到广水的一座寂静的山上，面对水库，艺术家把燃放烟花的过程记录下来。“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教书，他本身的情绪就很压抑，烟花是过年过节的喜庆之物，在艺术家的手中不再具有这样的含义，‘砰、砰、砰’的响声划破天空的寂静，真实而有力量。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打破心中的瓶颈。”

蔡应、伍权、马少林、李创、潘力铭  《海上五月花》

　　三年前，五位艺术家在武汉成立了独立艺术空间"与莘艺术合作社"，并以群体的方式开始创作作品，这次展览的“压轴”《海上五月花》，即是五位艺术家的合力的创作。他们从武汉拾捡的废弃罐子、从武汉带来的泥土与在深圳摘取的植物进行移接，共同形成了这件作品。“‘海上五月花’是我们空间‘与莘合作社’所在小区的地址，这件作品我们在武汉做过一次，当时在地域上单纯是武汉，这次展览的契机，我们把深圳和武汉从地域上结合起来，展览至今，这些植物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长得很好，有些出现了水土不服。作品不仅是一个物体呈现，还有想法，如何消解作品，如何融入到大环境中，我们还在寻找消解作品作品的方式。”参展艺术家伍权说道。

“移——蔡应、伍权、马少林、李创、潘力铭”展览现场

　　如33艺术空间负责人贾立巍所言，展览主题“移”是大家讨论的焦点，在提取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更多从感情上来进行。“回看它们，似乎‘移’是每一件作品都拥有的表征，无论是建筑材料、毛线、信息语言、烟火、泥土、废墟上生锈的铁罐等等不起眼的物品，都在移动或转移到过程被植入或发生了新的意义。当然，‘移’更是一种存在状态，在生命运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