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猴入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由来已久，可追寻到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从出土的汉画砖上，就可以看到有人牵狗玩猴。而此后，在猿猴的绘画题材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画家包括东晋著名画家戴逵、唐代边鸾、北宋刘道醇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易元吉。著名收藏家朱绍良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称：“中国美术史上，但凡提及猴、猫、猿、麞、鹿等题材，易元吉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毛建波也认为：“画獐猿最为有名的是易元吉，画猴身份最高的是朱瞻基。”

　　据郭沫若考证，从神话人物帝喾为动物神祇猴这一点，可以推断猴曾被当作原始图腾。他还进一步认为，猴最初还是殷人的图腾。因此，猴一直被奉为吉祥物，是正义、勇敢的化身。因为发音同“侯”，成了官职爵位的代名词，显现了人们盼望入仕封侯、吉祥富贵的美好愿望。例如大猴背个小猴，周边伴随着蜜蜂，象征“辈辈封侯”;而“马上封侯”的意向则是猴子坐在马背上;画一棵树，猴子爬到树上，旁边加一只蜜蜂，树下是一头跪着的象，取“封侯拜相”之意……

　　据唐代《历代名画记》所载，东晋著名画家戴逵就绘有《胡人弄猿图》。唐代则有边鸾的《石榴猴鼠图》等。此外，据《画继》《图画见闻志》等著作记载：“五代南唐的王齐翰，金陵人。后主时为待诏，笔法入细者胜。画花鸟如生，尤以獐猿名于时。”另一位五代南唐的画家唐希雅，亦工书善画。《宣和画谱》称其“翎毛草虫之类，多得郊野真趣。”北宋刘道醇誉之为“江南绝笔徐(熙)、唐(希雅)二人而已”。

　　朱绍良：在没有严谨解剖学的年代，易元吉画的猴竟如此写实

　　中国美术史上，但凡提及猴、猫、猿、麞、鹿等题材，易元吉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要说易元吉的猴题材代表作，应该是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猴猫图》，该作品还有宋徽宗题写的“易元吉 猴猫图”字样。

　　前不久在广州举办的“龙美术馆两宋稀世书画藏品特展”中，正有一幅易元吉的猿猴代表作《山猿野麞图》列在其中。这幅画采用了北宋绘画中典型的中景式构图，中锋用笔勾轮廓和笔墨晕染都非常符合宋人的笔墨特点。

　　在北宋的时候，辽国也曾把《千角鹿图》(又称《秋林群鹿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幅)送给宋仁宗。但这幅作品不如易元吉笔下的猴、猫写实。且与辽国的作品满满的构图不同的是，易元吉的作品很多地方作了留白处理，有空灵的感觉。当然，易元吉也许也有构图饱满的作品，例如目前藏在日本大阪美术馆的《聚猿图》。但这幅作品的真伪尚存争议，因为从构图上来看，与易元吉标准的“中景式”构图不同，这幅是近景式构图，且用侧锋勾勒轮廓，这种画法并非北宋主流。

　　不像画山水、人物或者马这类题材，历来画猴的题材画家非常少。所以，易元吉的作品很容易被大家记住，在行内一说到猴题材，就容易想到易元吉。还有一点，在那个并没有严谨解剖学的年代，易元吉笔下的猴、鹿等题材却能画得如此写实，这完全依靠他从生活实践中摸索，是一种朴素的写实主义，并没有非常系统的科学理论支撑。理论上，今天的画家学习了西方系统的解剖学，造型会更为严谨，但似乎当代的画家在画猴方面，远不如宋代。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首先对谢赫“六法”的理解不够;第二，不够敬业，缺乏追求艺术的情怀，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润笔费，忽视自我修养的培育。

　　毛建波：明宣宗朱瞻基画猴功力精湛

　　画獐猿最为有名的当属北宋易元吉，为了更好地表现猿猴，易元吉深入山区，于树上结巢而居，经年累月地观察猿猴獐鹿的习性，他笔下的猿猴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充满天趣。据记载，《宣和画谱》著录北宋末年宫廷收藏易元吉的作品达245件。其中猿猴绘画占有相当比重。如《夏景戏猴图》《夏景猿獐图》《群猿戏蜂图》《案石獐猿图》《猿猴惊顾图》《竹石獐猿图》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作品将猿猴与獐鹿或蜂绘于一图，符合民间祈福求禄的信仰。南宋宫廷画家毛松，也善绘猿猴。其仅存代表作《猿图轴》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毛松的猿猴绘画，超越了宫廷绘画单纯的写实，工笔细腻自然，呈现出一派“野逸”朴实的画风。

　　善于画猴的画家中，身份最高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即朱元璋曾孙，建元宣德，是明中期画院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其代表作品《戏猿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生动地描绘了猿的三口之家。母猿爱怜地怀抱幼猿，调皮的幼猿搂着母亲的脖子，右臂伸向父亲。而雄猿正攀缘在树上，摘了一串果子，引逗小猿。三猿神情生动，墨色浓淡枯涩，巧妙结合，体现了画家精湛的艺术功力。

　　张葱玉：易元吉《聚猿图》不及《麞猿图》

　　张氏一门三代皆是海上鉴赏收藏巨眼，名满天下;张葱玉本人更以收藏和鉴定唐宋名画驰誉海内外，当世无人能出其右，不仅20岁时即被故宫博物院特聘为鉴定委员，更是解放后我国第一代也是最年轻的书画鉴定大师，而其所藏唐张萱《唐后行从图》、唐周昉《戏婴图》、唐颜真卿《竹山堂连句》等更无一不是震动中外的名作。至于易元吉两猿卷，在张葱玉看来，《聚猿图》却远不及《麞猿图》精彩。据《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三·上》所载，他当年所作鉴赏笔记有言如此：“此图(即《麞猿图》卷)构图简洁而野趣盎然，卷末有二麞尤佳。树作点叶，石法略具北宋意趣。今世所传易庆之画，未见有款识者，亦未见有宋人题识者，此卷及《聚猿图》之定为易作，皆出元人，想必有据也。……世人重《聚猿图》而薄视此卷，以此未见著录，亦无名收藏家印记故，耳食可叹如此。《聚猿图》之猿虽多，以笔墨论，正未易逾此耳。”其不仅对历代以来偏重著录、名家印记而忽略作品本身艺术性以致陷入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收藏误区多致不满，更明言两卷的优劣之分正在其“笔墨”艺术，以故当时他力排众议，舍《聚猿图》而取《麞猿图》卷，其眼光之毒、之独，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