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纯文学期刊、一群诗人的精神家园，这是许多人对《飞地》的两个深刻印象。在近年来众多独立出版物中，2012年在深圳创办的《飞地》丛刊“资历不老”，但却“分量不小”，其颇具个性和理念的追求日渐受人瞩目，广受诗歌界和评论界好评。“深圳居大不易”，然而这本致力于诗与当代艺术结合的刊物迄今已出版了13期，不仅品质耐琢磨，而且销售渠道不断开拓，不得不说是某种“奇迹”。近日，《飞地》丛刊主编张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介绍了纯文学刊物《飞地》的生存之路。

　　创刊推出深圳诗群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一个人年轻时一旦沾染上诗歌，很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放下。”作为《飞地》丛刊的主编，张尔也是一位诗人。他在高中时期开始阅读一些西方著作，并开始尝试学习写新诗。大学期间曾参与创办诗报，与全国各地诗人通过诗歌交往，这在上世纪90年代乃至今天都是诗人彼此认识的一个重要方式。1998年张尔与安石榴、潘漠子、谢湘南、黑光等诗友在深圳创办过《外遇》诗报。2009年，又与哈尔滨杂志社合作，将《诗林》双月号引入深圳，一直持续办到创刊于2012年的《飞地》。

　　张尔办诗刊的热忱未曾减退过。2012年春季，《飞地》正式创刊，每季一期。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在一个文化和精神的飞地，诗歌正期待邂逅有见地的你。”对此，张尔解释说，写诗使人面对世界时，会产生看待和思考问题的两面性甚至更多的可能性，办刊物则将问题带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层面，它不仅与热爱有关，更和整个时代与社会、当下与历史、文化与传统构成一种交错关系和人文谱系。“我们需要为自我也为他者建立一套独立独特的文化景观，以期辨认人与现实、世界的复杂关联。这其中，诗歌则将可能成为一种重要参照。”

　　尤要关注的是，当时《飞地》第一辑就以“有诗为圳”的专题，全方位、大篇幅地推出了深圳诗群，梳理了这座城市的诗歌脉络，这是深圳诗人的一次集体发声。“通俗概念中所谓诗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当然也是一套说辞，我在深圳生活将近20年，对于人和移民城市的微妙关系深有体验，尤其对于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深圳则更亟须建设它的文化，文化则离不开广义上的诗歌，而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我能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着某种使命，这种使命包含了我对深圳这座城市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复杂深邃的情感。”张尔说。

　　值得一提的是，《飞地》除了对当代新诗的整体面貌进行一个阶段性判断和梳理，同时也正积极尝试把同时代的也即当下的汉语诗人与外语诗人进行并置阅读。《飞地》有一个刊中刊栏目叫“视野”，每期编发4位诗人的中英文对照诗歌，两位中文诗人和两位外语诗人。邀请国际编辑编选当代外国青年诗人的作品，并邀请国内的青年译者将之译成中文，而中国诗人的作品也由海外的汉学家或翻译家来完成英译。“这样，我们不再像以往仅仅刊发西方经典诗人的作品，而是把诗歌写作的当下性带进了刊物。这种比较阅读一方面增进了东西方当代诗人的相互了解，同时，也让我们的视野与立场更加倾向于当下和整体意义。”

　　逆势而上打开新局面

　　据了解，近十几年来，诗歌刊物一直面临逐渐减少的残酷现实。曾有统计资料表明，在“诗歌热”的上世纪80年代，全国注册的诗歌报刊有18种。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诗歌刊物一度萎缩到9种，2000年后情况略有好转，增加了3种，但生存环境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何办好纯文学刊物，吸引更多的读者，增强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同样是张尔要面对和思考的难题。

　　张尔告诉记者，2009年至2011年这三年，是《诗林》双月号阶段，也即《飞地》的前身。这是一段异常困顿的时期。“当时我们依赖于团队为商业客户从事广告策划设计项目而获得的微薄利润来支撑杂志的生存。坦白说，尽管我们对自身的出品要求非常之高，但商业拓展上我们并无优势，因而格局上一直较小，面对的经营压力则较大。”

　　事实上，张尔也曾试图获得政府方面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诗林》是外地刊号，因此一直无法提上申请资助的议事日程。尽管深圳作协等单位也曾予以他们一点补贴，但始终杯水车薪，以致难以为继。2012年，他们与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谈到合作创办以书代刊的《飞地》，迅速得到认同与支持。“第一年，我的理念是依旧延续过去的办刊方法，依靠自身力量筹集维持刊物经费，尽管艰难，我们还是不惜精力与成本，在杂志的品质上下足工夫，力求精致。第二年，我们开始向政府申请资助，也许是这样一本用心策划编辑的高质量读物打动了评审，我们终于获得认可，即使获取的资助金额并不多，但显然打开了一种局面，对团队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建立面向持久与未来的诗歌对话格局

　　如今，《飞地》丛刊的路越走越宽广，目前每期发行5000册，这是否意味着已经找到一种成熟的运营之道?张尔表示，一方面，政府的认可与扶持让他进一步确立了信念，相信深圳的确是一座真正能为有着优秀品质的项目带来可能性的城市，它用温暖照亮了《飞地》舍身前行的未来;另一方面，他和团队的努力和坚持也打动了好友孙起。通过孙起极富情怀的传播与感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关心《飞地》。“在商业上，我们渐渐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机遇，从事策划服务的事务越来越多;在杂志的发行和推广上，我们开始进入银行、资本、证券等金融VIP系统以及机场等诸多领域，受众越来越广;全国范围内，我们在各省市30余家文化书店上架销售，比如广州的方所，南京的先锋，北京的万圣书园、库布里克等;2015年年末，《飞地》在华南地区所有星巴克门店全面上架，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读物。”

　　除此以外，张尔和团队策划的“飞地之声”公共教育讲座，每月一度在旧天堂书店举办。他们自筹资金邀请了一批中外知名诗人、学者和批评家，为读者和市民讲述诗歌，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为深圳城市公共诗歌文化的建设殚精竭虑，添砖加瓦。这也让诗歌文化的普及与推广真正落实到了民间，贴近了广大市民。

　　尹昌龙、臧棣等文学评论家、诗人曾多次谈到“飞地”的命名。在他们看来，“飞地”正是一种理想的飞地，文化的飞地，在本质上与深圳这座城市的地理特性与精神气质不谋而合，它象征着人们对文化的信念与追求，对文明的执著与反思。

　　谈及未来的“飞地”，张尔表示，飞地全媒体计划是他们未来的方向，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基于强调纸本阅读前提下的综合系统。“飞地将基于一种全球化视野和格局，带着独立前瞻的姿态与使命，建立起一个面向持久与未来的诗歌对话格局。并且，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国际诗歌场域最为鲜活的一面。这也是深圳精神，立足深圳飞地，诗歌朝向未来，这是我们作为一代深圳人的共同理想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