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青年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是观察一个时代的绝佳样本。

　　“青年热”亦已经持续多年，市场在谈，每年的体制内院校毕业季必然谈，至而纪念85的话题里也被过来人、现在人拿来谈。青年批评家鲍栋近日用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描述当代艺术家群体之“断裂”状：“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群体可能是一朵社会奇葩，这伙人一贯出现在高大上的开幕式及开幕后的酒会上，交流着巴塞尔和卡塞尔的小道消息;他们又大都生活和居住在黑桥、宋庄的粗陋工作室里，面对着涨价、拆迁的威胁;偶然或经常，一些人也在酒桌或茶席前高谈阔论，讨论着朗西埃与阿甘本的最新译本。……”这个描述里必有大量青年艺术家的身影。但所有谈论里的“青年热”，与“青年热情参与”却有本质区别。比如市场里谈的“青年”，很多都是被“资本”硬着拎来填充卖场概念的。这就像中国足球，青少年足球运动不真正普及开来，或体制和制度环境不真正支持参与青少年张扬个性、活力、创造力，选出来的代表就被反复证明是干瘪乏力的，青年的悲哀重复着。

　　身为院校教师，我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一届届青年，某种程度上，青年艺术家多少都面临着“贫瘠”问题，“何以为继”是青年艺术家的问题，应也是社会问题。

　　从艺术界的现实和微观生活层面，各地艺术区、艺术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背景板，比如，广州的小洲村、北京的宋庄等处，随时可遇“毕业即失业”青年艺术家生活“艰难”的诉求。

　　艺术家的“贫瘠”可简单视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贫困，一日三餐，要真金白银，人长期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一要有劳动收入，二要有社会保障——医保、低保、失业保等等。立志“搞艺术”的艺术家，劳动收入的主项当然是生产艺术产品换钱，但按照当下的艺术市场性质、取向和艺术家自身的创造素质，估计很多艺术家的这种收入来源并不乐观。而社会保障这边，外来无籍，此得为零，所以，艺术区、村庄偶有穷得无助、病得难保的事情发生，最后要呼吁社会救助。于是，常听到传闻说，有的青年艺术家的奋斗要靠“家保”——这其实就是倍受吐槽的“啃族”活法了。另一种是参与贫乏，人活世上，不只为一日三餐，艺术家更会如此，没有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参与热情或者有热情却无机会的艺术家，要证明自己优秀，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无户缺籍，艺术家即使长期在该地生活有年，总像只有“民工”、“盲流”身份，失去很多“主权”，大者如对本地公共事务参政议政，小者如自身利益受侵申诉，你都不是“主人”。如果艺术家再不常有受邀参加艺术展览的机会，自己也不很能“自组织”折腾找乐，他真的就是“穷得一无所有”了!

　　有地方已出新政推进户籍改革，放开亲属相互投靠、放宽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入户、逐步过渡到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等，亮点颇多。这被舆论认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来颇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早在几年前，有地方开启一项“积分入户”改革时，我也曾依此对解决艺术区外来艺术家生存困境作过“利好”假设，“籍权”成色如何，确值想象。不过，就如“车堵限车”，人堵也一定“限户”，这些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公平提供和分享问题，其中的机制失衡、制度阙如等历史积压，绝不是一两日可讨论清楚的。

　　比较于“供养”、“圈养”、“豢养”等状况，艺术家是否能、如何能“自养”，是一个相对中性的、关乎权利平等、主体自由的问题。这就如说，社会进入现代，由于解决了契约制度问题，即使“资本家养活艺术家”，其状况也大大改善，资本、资本家“强权”也不能是一边倒的。

　　有“垮掉潮流”，有“贫穷艺术”，但那些人并非真的物资贫困，有的可能还是富二代、高富帅，他们所宣称的“贫穷”、“垃圾”，可能只是工具意义上的，他们实际是自我精神放逐，反抗主流，甚或还自认高贵。在我们这里，缺乏高贵、尊严的主体精神的，知道、理解、懂得乃至“允许”艺术精神不必轰轰烈烈生离死别可以自自然然随遇而安的，也许，不单单是“穷得一无所有”的艺术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