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作为一种富有艺术性的手工制品，蕴含一种情趣，其灵魂可以说是文人趣味。宋代诗人苏轼住在宜兴时，就喜爱一种提梁式砂壶，即“东坡壶”。至明代，出现了供春壶，供春原是文人吴颐山的书僮，多年侍读，受到文人习气的濡染，刨制出造型新颖、胜似金玉的“供着壶”。时大彬则改前代的大壶为精致的小壶“干奇百状信手出”，风范一变。这也是与大彬游历娄东时，多与陈眉多、王世贞等文人名士交流有很大关系。清代名手杨彭年，干脆与文人陈曼生合作，由陈设计式样，杨来捏制，再由陈于茶壶身刻制书画，最终入窑烧制成壶。难怪后世将杨彭年所制壶称为“曼生壶” 。此后，不少书画名家都有亲镌书画的壶器。

　　紫砂壶是与其他艺术相融合的，诗、书、画、印常常作为壶的画面构成因素;松、梅、竹、石，常常成为壶的基本造型。如今有人将壶制成“变型金钢”、“钱柜皮箱”及其他“新潮”模样，只能算是恶俗，不是什么“创新”。至于有些人一味摹占，却又偷工减料，才艺更逊前人，其壶只能置于地摊叫卖。

　　收藏茶具，自然会聚焦于紫砂壶。“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紫砂壶有“世间茶具称为首”的美誉，瓷库中国专家沈先生自然也开始致力于紫砂壶的收藏。使他深感荣幸的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有幸结识了海上著名的壶艺大师、四海壶具博物馆的馆主许四海先生。在许先生的热情支持与具体辅导下，他确立了良好的收藏定位，即系统性、流派性、精品性、独特性。许先生跟他言简意明地指出，中国紫砂壶艺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万历年间，出了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等;第二次是清嘉道年间，出了陈曼生、杨彭年、邵大亨等;而第三次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出了陈光明、蒋彦庭、王寅春、裴石民、吴云根、程寿珍、冯桂林等。其后的顾景舟、蒋蓉等也相继成为工艺美术大师。颇有悟性的沈先生就以此为收藏脉络，同时亦关注当代大师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