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史蒂芬妮·德波尔(Stephanie DeBoer)教授受邀作为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第一位驻地研究学者开展驻地研究。

　　德波尔教授的研究项目题为“定位中国城市中的媒体艺术、屏幕及建筑复合体(Locating Meida Art, Screen, and Architectural Complexes in Urban China)”。顾名思义，此项目检视屏幕媒体与录像艺术及其公共项目/展览，以及竞争性城市地点与经验的生产。目前德波尔教授于CAC的驻地活动暂时告一段落，她将于2016年夏季返回上海继续深入调研并开展相关活动。

　　以下是德波尔教授在离开前，CAC对其做的采访的部分内容。("C"为CAC简称,"S"为德波尔教授简称)

　　C：可否用三到五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你在上海这三个月所开展的研究驻留活动?

　　S：三个关键词是：“地点”、“媒体艺术”或“录像艺术”，以及“公共空间”。还有一个词是“规模”(scale)。它包含不同的规模，以及跨越不同规模和实践的意义。我最开始了解的大部分是关于2007年和2009年的电子艺术节的一些情况。那是偶然的一次机缘。我当时在香港的Videotage(录映太奇)访问，有人向我介绍了这个电子艺术节，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时刻。之所以说那个时刻很有趣，是因为在那样一个契机里面上海出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媒体艺术的展览与展示。有很多年轻的(当时很年轻，可能现在也很年轻)的媒体艺术家参加了那次展览。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艺术节在城市的空间里举办。我来到这里，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这是有关城市艺术节，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人们可以使用城市空间，使用公共空间，然后生产或策划艺术项目，媒体艺术、录像艺术等。我意识到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都是大型艺术项目，它们的规模很大，也就是我提到的其中一个关键词“规模”。而另一方面，我们所谈论的电子艺术节，或类似的城市艺术节、双年展，或者其它种类的媒体艺术节，它们可以是大型的平台，艺术家或策展人可以在上面开展工作。但它们同时又是非常壮观的，这意味着跟它的资金投入有关系，有时候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上海作为一个媒体艺术的城市，或者上海作为一个文化城市，可以和全球其它城市接轨。因此，从这个很壮观的层面来看，我于是想要认真考察媒体艺术家或者录像艺术家们在做什么，以及艺术家和媒体艺术作品，还有走过路过的人，参与到这些作品中的观众，这些城市的居民们，处在他们之间的界面是怎样的。此外，还有一层意义是关乎“策略”。它可能是对我们日常经验的一种反思，让我们看到城市中的日常经验，将它联系到其它的意义和关系来看，而这一层意义和关系通常容易被遮蔽或忽略。因此，这里面存在一种批评的潜在可能，或者至少是对人们所生活的城市的一种折射。我最近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发起的“上海项目”中也得到一些深化或扩展开来的想法。

　　原创互动装置《火球》——杜震君，浦东新区世纪大道长廊，2007年上海电子艺术节

　　“eArts撼动地球”LED手机互动，徐家汇商圈，2007年上海电子艺术节

　　现在回顾这次在上海的驻留，我得以作更多细微差别的思考。我现在关注的点还是集中在大型媒体艺术的平台，但又想到在这同一语境下产生的其它方面的内容，比如艺术家的意图，又或者当我们说到城市，在其中观众或参与者的体验，等等。同时，还有其它一些规模更小一些的平台也引发了我的关注。它们可以是规模很小的艺术项目，可以是很短暂的，只发生一个晚上就结束。另外一点是在艺术实践的更大语境里面，我在思考媒体艺术、媒体、录像与屏幕，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

　　C：就刚刚提到的小规模艺术项目，可否举个例子?

　　S：我目前是才开始调研这方面的信息。这些艺术项目相比于电子艺术节类的项目要小型很多，它们呈现的时间也很短，所以不太容易接触到。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来到上海，接触这个社群，才有渠道了解到这些活动讯息。在虹桥机场会有一个项目，有人利用机场的到达大厅作为媒体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展示空间。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说是商业发展创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上周我们和一位同济大学的教授讨论时，她提到的苏州河项目也算一个。但总归这些项目，即便非常小，也都发生在城市空间里，因此都牵涉到一些共同问题，比如要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实现这些可能性需要运用到什么样的策略?

　　大有、张平作品展“山花裛翠”，上海虹桥T2艺术长廊，2014

　　C：你来上海之前对这次驻留有什么期待和计划?目前这些计划的进展如何?

　　S：我们总是习惯给自己制定很多无法在有限时间里完成的计划。在CAC驻留期间，我有机会去采访一些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我可以和CAC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些日常性的交流，这也使我受益良多。它帮助我了解CAC作为展示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如何运作的。我采访到的人包括策展人和艺术家，也包括一些对公共空间有更多经验和认识的人。问题围绕诸如我们怎么看待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又存在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接触到公共空间，它有什么局限或可能性，等等。这些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更像是实践。通过和不同的人交流，我勾勒出到一个可能性和实践的范围。但这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我接下来需要往这方面去做。

　　在这里我很开心。我驻留的时间不算很长，只有三个月。我采访了差不多10个人。虽然不算多，但在有限的时间完成这个计划，我已经感到很满意。也有一些事情是很遗憾没有时间去做的。比如我当初设想为这个项目，我应该还要去北京、广州、杭州等其一些城市。但由于某些原因，比如最主要的是时间的限制，我没能成行。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集中在上海做我的研究，这样可以更深入地去了解我持续关注的一些项目和人群。所以我的这次驻留研究项目更多是有关上海的一个项目，而不是跨越多个中心城市——杭州、上海、广州、香港。但我是想以上海为平台，以上海作为一个联系的点，这样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可以和其它事情联系起来。

　　C: 你为何选择上海而不是其它城市呢?

　　S：说到选择上海的原因，要回到我开头提及的上海电子艺术节。从2007-2009年的电子艺术节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这当中有一条发展轨迹。当然，北京也有北京奥运会以及其它媒体艺术节，但上海这条轨迹在我看来特别有趣。那时我也在考虑杭州的可能性。我在想杭州和上海在媒体艺术发展方面的联系。我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她们都是媒体艺术的特殊生态环境，这方面我还在持续了解。

　　另外，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一直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很大的兴趣。我曾在硕士毕业论文中探讨过上海这个城市。在我学习媒体和电影研究之前，我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我研究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和批评，其中有个“新感觉派”，我就比较上海的“新感觉派”和东京的“新感觉派”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有一个了解。但我又不想回到对老上海的研究，我更多的是想要接触上海在当代的发展和形态。

　　C：你第一次到中国来是什么时候?

　　S: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0年代。当时我还在读大学生，到了天津，在南开大学学习中文。我在大学的时候选择中文作为我的外语。那时我对中国的了解甚少。但我父亲是经商的，他经常由于生意上的原因出差旅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经常往返于日本、中国等地。我想是他们带回来一些关于中国的印象和信息。第一次中国时我大概20岁，只记得对中文满腔热爱。而更早一些时候，当我还在念高中时，我上过一些夏季课程。其中有一个中国来的老师教我们中国历史，我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另外有一点是我很喜欢旅行，我想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看看。不过至于和中国结缘，其实我最初并没有制定很具体的目标，纯粹只是出于好奇。

　　C：你为什么选择CAC作为驻留机构，而不是像大学或艺术学院这样拥有学院背景的地方?

　　S：过去的几年里，我陆陆续续地到过上海，目睹了它的发展。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我第一次到CAC参观，是在2013年夏天，那时她还没有正式开馆。我看了她的第一个展览，并对她的发展一直保持着好奇。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媒体艺术跨越很多学科，诸如艺术史、电影研究等，而且人们谈论它的方式也各异。所以要在学院的某个单一学科背景里讨论它很难。当然，在上海有不少设有电影研究的学校。之所以选择CAC作为驻留基地，其中一个原因是媒体艺术中包含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东西，而CAC的实践正是立足于交叉学科的界面上。除此之外，还因为我想要与艺术实践者有更多直接的交流。CAC也在拓展媒体与艺术实践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和我所做研究的大不相同。我想理论实践者与其它(艺术)实践者相互间需要经常对话。

　　C：除了采访之外，你在研究时还利用哪些资源或渠道?

　　S：采访是我做调研时候的一个重要方法。同时我也利用期刊、媒体艺术评论、视频文献等。我在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找到很多重要的文献。不过，在面对面采访的过程中，有机会看到照片这一类不大公开的东西。所以采访和一般性的期刊或文献研究之间可以互补。

　　C：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或困难是什么?

　　S：最大的挑战是时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事情。其实这个项目是持续进行的。它需要时间。语言上，我的中文还好，做目前的研究没有太大问题。但时间是一个制约的因素。

　　C：目前国内现有的学术资源足够支持你的研究吗?或者说在你的相关领域是否存在一些学术研究的缺口?

　　S：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学术背景是媒体与电影研究，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我需要搭两座桥，一座是连接这个学科和艺术领域的研究，另一座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我在中国没有找到特别多的关于媒体艺术或录像艺术方面的批评性论述。我想我们需要拓展理论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不是指要概念化或者类型化像“中国媒体艺术”之类的东西。事实上媒体艺术是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下传播的。我想强调的是围绕媒体艺术在这里的发展而创造或者开展更多的对话和讨论。

　　我在硕士阶段作的是区域研究，中国研究，比较区域研究，可以这么说。在比较区域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是没有用，但它努力去界定“什么是中国或者中国的”这个逻辑在现在已经不太适用。尤其当我们谈论媒体艺术这一类现象的时候。例如我提到的“地点”这个词，地点是在多重关系下创造出来的，媒体艺术中的“地点”问题也是在诸多关系下生成的产物，既有全球性也有在地性。

　　关于史蒂芬妮·德波尔

　　史蒂芬妮·德波尔教授(Stephanie DeBoer)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媒体学院电影与媒体研究副教授。她著有《联合制造亚洲：定位日本-中国电影与媒体》(Coproducing Asia: Locating Japanese-Chinese Film and Media)(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4)，其文章见于《屏幕与理论》 (Screen and Theory)、《文化&批评》(Culture & Critique)等期刊。其研究领域包括：屏幕媒体艺术与录像艺术;电影与媒体与空间/地点/位置的相互交叉;跨国电影与媒体;中国、日本以及亚际电影与媒体;电影与媒体理论及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