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传承与出新，离不开对传统书法中经典作品的深入学习。只有经典的书法作品，才包含着我国书法长河中真正传而能统的文化精髓，从而形成了数千年繁盛不衰的文脉。我们往往将这些可以作为楷模取法的古代书家墨迹，称为法书。对历代名家法书的尊崇，使得每一位后学者都不能擅自轻浅盲目地越过，事实上，也不存在不通过深入前代法书而能在书法史上获得骄人成就的可能。

　　历代法书的序列，如同丰碑矗立。我们不能太过自信地飞绕过去，而是要像一位播种的老农一样，深挖勤耕，方能使种子得到丰富的养分，得到充足的生长。深挖勤耕，即反复、深入地探讨学习，这是解读古代书法经典的基本态度。

　　态度固然重要，而角度尤须重视。对历代法书的不同角度的解读方式，会拓宽我们的研究视角，注意到其他研究者所不曾关注的某些领域;也会使自己的学习，不再斤斤计较那些近乎迂腐的陈旧观点，不拘泥于前人的窠臼而推陈出新。当我们用不同于其他人的解读方式去试图探讨与分析那些早已习以为常、几乎已无任何新意可言的某些经典书法作品时，其努力的结果，往往会使我们很震惊、很惊异地发现许多旧的思维框架以外的新鲜东西，而正是这些不同寻常的细节，促使自身的书法审美观念与理想追求逐渐发生潜在的变化作用;新的思想观念，又进一步推动了自身对新的表现技法的渴求。其反复、深入探讨的结果，就是促使了在不同的书法审美观念和独特的具体表现技法下，产生了不同的书法风格面貌与个性情感表现。

　　从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到宋书尚意、元明书尚态，每一时代的书法家都各有自己的不同的书法审美思想与理想追求;他们对于前代书法嬗变的利弊，都会用自己独到、敏锐的观察力，针砭时弊，革旧推新，从而使书法的嬗变顺应了时代社会与人文环境的转换，而他们所评判分析的对象，正是前代书法大家的法书墨迹。这些陈列在时空中的文化载体，使后世书家从中解读出各种不同的角度，并努力使自身所解读的角度与自我个性以及理想追求相吻合，这一努力既使自我风格面貌得以有效的实现，也使个性风格与时代风格的关系更为紧密。

　　隋唐之际逐渐成熟的楷书，通过初唐楷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盛唐楷书大家颜真卿的努力，一方面其法度规矩发展至柳公权之际，已臻其极，而另一方面，过度的法度规矩却又束缚了书家个性风格的表现与创造力的发挥，在楷书作品中逐渐出现了僵化、拘谨、呆板等等守法而不知变的弊端。北宋的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大书家，看到了这种流弊，从而提倡尚意，如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中有“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诗句，将对意的融通与抒发视为至为重要的高度。在《次韵子由论书》中，苏轼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主张：“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北宋书法虽然通过对主观情感、意趣的强有力的抒发，强烈地表达了书家的风格与个性，但他们丝毫没有忽视法的重要性。如米芾虽然一方面放言“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但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法度的高度重视：“得笔，则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扁。此虽心得，亦可学入”。由此可见，北宋书家的尚意，并非片面地强调意的作用，而是通过对具体表现技法的娴熟把握，使书家胸中的象外之旨与具体的表现技法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使书法的法与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融会贯通。但南宋以后，由于对意的过度强调，部分书家在技法的把握方面有所不足，因此宋末元初的赵孟頫提倡向晋唐法书中取法“古意”，强调笔法之千古不易，从而使元代书法借复古主义的大旗，重振了南宋以来书坛日趋衰颓之势。

　　由上可知，纵观书法史的风格演变，一种新的书法风格的产生，除了社会政治文化与自我的独特个性情感追求的影响之外，对前代法书的各种不同角度的解读与阐释，也是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面貌与独特个性追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代的书法创新，也要在认清前代书法风格演变的利弊中提出问题，带着问题意识去重新解读历代的法书名迹，通过形式的变异、解构与技法的重组等等方式赋予书法更新的思想内容，体现时代社会的发展状态，从而力图开辟出既有时代风格意识又有自我个性追求的书法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