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学科，起步于中西美术文化在五四变革语境下的“引西入中”，其拓建期知识话语与实践范式的特点，是在观念上与中国传统书画文化断裂，用源自西方文化史的科学知识(解剖、透视、写实)和审美自由(浪漫主义)的美术理念，建设类似西方“学院”的美术学科制度。

　　问题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古典学院”与浪漫主义在艺术美学上是对立的，体现为“美的法则/自由天才”、“科学理性/个体感性”的二元对立。西方的学院传统，以对经典的理性秩序提炼，强调教育对美的法则、范式的继承。浪漫主义，则以个性化的感性激情，强调艺术中灵感、偶然与个体创作突破审美禁锢的解放体验。

　　因此，中国美术学科的现代建设起步，既移植了西方科学理性与浪漫感性的二元张力，又以一种不那么截然对立的综合理解方式，落实进中国美术变革的情境之中。例如：留学法国回国后全力投入中国的美术学院体制、教育观念建设的徐悲鸿、林风眠，在教育思想、美术创作的不同风格取向上，既体现了分别偏于科学理性或浪漫表现的美学差异，又在解读中国美术的具体问题中有许多共同之处。徐、林二人都旗帜鲜明地批判元明清文人画和反对“书法入画”，却在评价吴道子的意笔时，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学科建设必然不能脱离社会现实，20世纪中国经历的救亡图存、国家与革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逼迫和现实功用，深深地影响了美术学科的建设过程。概言之，20世纪中国美术学学科的知识生产装置，主要是由四种基本文化力量组成：学院制度——科学理性话语;浪漫艺术——审美自由精神;美术传统——中国人文话语;历史境遇——革命与制度。

　　今天回望，为什么“写实”和“现实主义”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新美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话语，正是因为它能够在实践境遇中历史地整合上述四种文化力量，建构新美术的“现代性”品格。显然，代表本土美术历史的“美术传统”在这个以“学科”、“现代性”为主导的建设时段中，是相对弱势的。其尴尬处境一方面是它与“科学理性”有天然的人文对立(工具理性/审美人生);一方面它又与现代主体至上的“审美自由”在实践中存在着符号的对立(现代/传统、西方/东方)，以至于“笔墨问题”至今还生争论。

　　当下，中国正跨入了以综合文化形象立于世界的建设时期。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中国美术首先需要以世界性眼光，在学科建设中重新思考现代/传统、国族/世界、中国/西方的关系。既主动承担人类精神文化建设的最基本价值认同，又以人类学、社会学的开放眼界辨析其中的跨文化知识与权力的博弈关系，脚踏实地踩出中国美术走向世界的路径。这里，如果认可前面对中国美术学科知识生产装置中四种文化力量间的结构关系描述，那么关于新的学科知识范式描述、时代话语表述形态描述的问题意识，也必然由此生成。

　　学院制度——科学理性话语

　　现代美术学院制度源自西方文化史，其肇始期的人文价值理想，是使美术家通过进入学院而进入人文学者的社会阶层，由手艺工匠转变为文化精英。因而，第一所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建设目标与实践，就模仿了人文学者研究文法、修辞、逻辑和自然博物而施展智慧的方式，来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大师的创造成果并归纳出风格的“样式”，整理了再现自然形象真实感的解剖学、透视学，以此为基本知识范式培养新一代美术家。这种用理性的方法研究艺术经典的创作手法，从建立美的法则起步的教育理念，形成以大师范例为惟一评价标准的学院知识制度，在18世纪的法兰西美术学院中达到了顶峰。法兰西学院建立了标准清晰、等级森严的学院化知识规范与评价方法，如学院派素描的教学标准和历史画创作的详尽范式要求。

　　西方第一位系统描述大学功能的牛津学者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说，大学主要是一个培养“绅士”的地方(虽然他也认可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是通过对古典文化的研习而实现博雅的精英文化趣味养成的“性格之模铸”的场所。就此，西方学院制度的原始基因可表述为：精英的文化趣味;可被理性规范、解读的知识规范。

　　浪漫艺术——审美自由精神

　　18世纪晚期出现的浪漫主义运动，表征了西方文化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折。浪漫主义艺术正是借着与理性、等级化的学院规范的对立，通过强调天才、感性、偶然而创造出具有个性魅力的新艺术，表明了新时代的新文化精英是个什么样子。学院法则作为曾经的精英符号，现在则成为保守、陈旧的格式。

　　但是，19—20世纪的历史表明，浪漫主义艺术天才的最佳落脚点却依然是学院，问题只在于他们通过反叛的对立之后返回学院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他被学院接受的时间、方式是以什么样的文化“合法化”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学院对曾经的反叛者的接纳，延续了自己作为文化精英聚集地的历史地位，也同时要求变革学院自身的传统秩序，建立接纳新文化创造成果的新机制，以保证自身的精英地位历久不衰。当然，学院必须有明晰的知识范式与评价标准，否则无法在体制上区别于日常生活世界。如此，学院制度在原来的两个传统基因之上，又加上了现代大学必须具备的一点：建立保持自身能不断吸纳新文化智慧的学术机制。

　　这里要着重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术史、美术批评、艺术美学理论在美术学科中的作用得到了集中的发展。因为学院制度吸纳新创造、新观念的基本要求，是首先需从学理上解决这些新智慧的文化“合法化”问题。同时，学院也以对这些前卫艺术现象进行学理研究、艺术批评的方式，在精神文化观念的层面参与、影响了广义的艺术世界。这也正是大学的专长与价值所在。

　　这一在西方以“现代”、“后现代”艺术现象和学科制度所表征的知识范式，在20世纪中期国际冷战的历史境遇中，作为敌对方的文化符号而被中国美术解读与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则又被作为与“保守”相对立的“现代派”，成为美术观念解放、艺术创新中具有文化异质力量的变革武器……应该看到，“浪漫艺术”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现象与中国现代美术在实践中始终存在龃龉，其不仅是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也是人类学人文传统比较差异的。

　　美术传统——中国人文话语

　　中国美术传统中的“书画同源”、文人画的“诗画一律”、“写胸中丘壑”，标示了中国美术文化中没有西方那种“哲学思考/绘画技术”的鲜明等级对立，而有的是“文人画/画工画”的审美雅/俗等级模式。中国传统美术中的门派之别、南北宗论、教育传承等制度，皆建立在这种以文人的社会、文化人格来决定其价值的知识范式之中。

　　因此，西方浪漫艺术所标举的那种个体与社会、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立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则是以儒道互补的生命与自然、瞬间与永恒、个体与“天下”追求和谐的审美超越体验所表征。显然，在今天欲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建设实践中，中西之间的文化人类学比较差异，正为全球“现代性”建设增添新的精神文化资源与实践理性选择空间。

　　中国美术文化人格、学养、艺趣一体的人文观念与知识范式，在现代大学以学科门类为逻辑的分科体系中，每一单独科系都无法整体容纳中国美术的知识内涵。而其在现代大学中的简单分科存在，即意味着自身知识范式被切割。

　　新世纪之交，中国美术在世界性交流中面临了保持自身文化品质并实现民族形象传播现代化的新课题，进而引发了对20世纪中国美术学科建设用西方的学科逻辑切割中国人文知识的反思。一些美术学院建制开始将“中国书画”从“造型”中分离出来，一系列现象皆凸显了在学科制度层面对中国美术知识范式进行重新理解的趋势。

　　历史境遇——革命与制度

　　伴随五四新文化、新教育运动兴起的中国现代美术学科建设，在20世纪所遭遇的文化革命、御敌保国、人民脱贫、政治运动等一系列历史颠沛接连不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之交，中国美术学科发展的速度、规模跨度之大，又是历史空前。这些主要由学科外部环境造成的扭曲、推动力量之大、之强、之不可抗拒自不待言。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外部因素反映在大学制度层面对学科建设的影响。直面这一影响，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学科始终未获得一个能持续10年以上的相对稳定、自律的人才积累、学科养成的建设时段，而急用先办、跨学科拼接、超常规发展的应变策略，却是现实的常态。今天，新一轮学科建设首先面临的，是这一历史过程所生产出的问题。

　　在分别解读了构成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的四种文化力量的历史特点后，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关于中国美术学科建设问题的要点：

　　首先，中国美术学科现代知识范式“缺失”。起步于西方大学制度引进实践的中国美术学科，还没有完成中国美术传统与“现代”学科知识范式的学理、制度的内在融合，也没有充分吸收现代“浪漫艺术”的文化精神理念。这一问题最直观地表现为当下的中国高等美术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以相对单一的美术技能教学、创作实践为中心，分为中国画与其他画种并列的技能教学与美术史论教学的二足分立框架。其中，美术史论研究与当代艺术创作的互动关系薄弱，美术批评在教育教学、社会传媒中皆处于边缘地位。换言之，在西方以浪漫艺术进入学院制度为标志的从古典学院到现代大学的现代学科知识范式转型，在中国美术学科中还没有完成。

　　这里，不是说中国美术学科的知识范式一定要照搬西方的知识内涵与建构逻辑，挑明这一“缺失”，是意在凸显当下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的特点与问题意识。就现代学科知识建构来说，源自西方的大学制度是现代学科建设实践所不可逆的，也正是借助西方这一“他者”，才能想象“中国”。

　　其次，中国美术现代形态建设路径“未明”。如何将中国美术文化传统融入现代学科体系，一直是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文化建设中远超出学科问题自身的人文价值关怀。今天，西方艺术的自身困境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骤，历史地给这一持续了百年的理想关怀提供了实践的新语境。换言之，在已然全球化的学科交流境遇中，将中国美术文化带入现代学科知识话语实践的每一步，都会给这个正变化着的学科带来新的智慧生长点。毕竟，对沃霍尔、博伊斯一代人的超越，在西方艺术世界中一直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西方对中国文化镜像的持续误读中，在中国美术文化进入世界的自我定位与实践方法、策略的当下探索中，我们的路径还未明。如此而揭示的要害问题是：在世界背景中的中国美术文化现代知识范式建构实践，意欲如何?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告诉我们，权力的最大特征是生产性。中国美术学科建设，以在20世纪中引进西方的学院制度(写实造型、写生训练、系科建设)+民族符号的现代创造实践(水墨、线描、当代人形象)为特征，建构起了学科的知识范式。经过前半个世纪的各种争论与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一体的学院知识体系与评价体制。

　　在这一知识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也持续穿插着两条反抗这种知识规训的线索：一条是浪漫艺术的个性审美自由意识对这一规训的改写与抵抗，如20世纪30年代林风眠“为艺术战”的学院建设定位;50年代后期对“印象主义”等西方美术流派的力求非政治化的解读尝试;80年代的“形式问题讨论”、“中国画穷途末路说”及“85美术运动”……另一条，则是自五四美术革命始即不停呼喊的所谓“国粹派”对传统美术文化的卫护与解读，如上世纪20年代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的论述;50年代关于“民族遗产”和“中国画问题讨论”;90年代“新文人画”流风及对五四“美术革命”的再反思……尽管这些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现实情境有时远远超出了学科问题本身，但学科基本知识范式与这些审美观念和创作诉求的对立、博弈及知识权力规训关系，还是相当清晰的。

　　因此，所谓“缺失”、“未明”两个问题要点所力求凸显的，正是新一轮中国美术学学科建设需要从更加深层的学科知识范式的现代性变革入手，从全球性交流中的中国现代美术表达与对话的互动路径探索入手，在全球背景中建构具有独立文化精神品格的现代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与权力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