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29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举行，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以及中山大学政治社会学副教授兼主持人张晓峰，以“理学与读书明理”为主题，展开了一场深入浅出的对话

　　程朱理学代表了儒学主流

　　何谓“理学”?讲座开始，景海峰简单梳理了“理学”产生的大致背景。他首先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理学”作了介绍。从广义来讲，从北宋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整个漫长的800多年，历经宋、元、明、清四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所谓的“理学”。从狭义来讲，一般是指“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思想流派，即所谓的“程朱理学”。

　　景海峰表示，从广义的角度而言，这800年明显是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生活内容最为接近的。换言之，现在所讲的“理学”，跟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传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严厉的批判，实际上矛头就是指向理学，是对这个形态的反思和批评。“一直到今天，一提程朱理学，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仍然是把它作为我们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障碍，是需要去反思和讨论的东西。所以‘理学’这个形态，它的很多问题、观念、思想，都跟我们的时代有一种关联性。”景海峰强调，理学的内容对当代与传统的关系来讲显得非常重要。今天中国文化怎么向前发展，怎么进一步和外部的世界交流和沟通，都直接面对着如何去处理这笔文化遗产的问题。

　　景海峰介绍，现代新儒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理学”的资源做一个现代化的处理，像现代新儒家的很多大师，他们最熟悉、动用最多的思想资源就是宋明以来这几百年的东西，李泽厚有一个说法，称所谓的现代新儒家就是新的宋明理学。“当然这个说法比较简单化了，但此意就是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儒学反思和之前这几百年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从广义来讲，它等于是代表了晚清之前800年的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景海峰认为，宋以后的这800年是一个文明形态大交融的时代，其丰富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比以前的中国文化面貌要更加丰富多彩。在这种多样性里，就儒学而言，程朱理学是最重要的一个主流学派。

　　“理”的内容非常丰富

　　“理学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最完整的、最完善的、最精湛的形态。”在王立新看来，“理学”既是以明理为主，理学家又以读书为基本的人生功课，通过读书贯通人我内外，贯通古圣先贤和当下自己的人生，亦即通过读书去“明”很多道理。因此，了解理学家怎么读书，可能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更具借鉴意义。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从清学者纪晓岚的这副对联可见古人的价值追求。那么生存于世上，究竟有什么理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对此，王立新认为，人生首先面对的是外物，当我们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物理”，此“物理”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理”，大凡外物都有其“理”，故第一是明“物理”。第二是明“事理”，事中有理，事情能够做好即是晓得理。第三是“治理”，其意是指古代的政治治理，治中有理。第四是每个人都有所谓的“生理”，当然这不仅仅是指现代医学的生理，理学家讲人是有生理的，即有生命机制。第五是“性理”，但并不是理学家所说的性命之理，还有我们平日了解的一些关于基本人性的东西。第六是在逻辑学或哲学意义上的理，中国古代称为“名理”。而最高的层面则是理学家要求我们懂的“天理”。

　　“总的说来，根据这几个目标，我们要了解、要知道的就是这些‘理’。这些理都是‘道理’，人得懂‘道理’。”王立新介绍说，知道“道理”的途径显然有两条：一条是我们亲身的实践和接触，也就是理学家所讲的“践履”，包括体察;另一条是读书，读书之所以能够明白道理，是因为古圣先贤通过其人生经验和人生直接的接触，把这份感觉、想法和深入的思考留存下来，虽然不是我们直接接触外物，但我们间接地通过他们的接触，跟他们接通生命的联系，于是就打通了我们跟世界的阻隔。“读书这件事情，有时显得比我们直接接触更加重要。因为留下书的都是高人，理学家强调的让别人读的书都是圣贤留下的书，而圣贤是这个世界的精英，这个世界的精气化在他们的身上。”

　　王立新强调，我们要明圣贤在书中所述之理。之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读书，来了解圣贤的心思，是因为圣贤正如孟子所说的“均是人也”、“圣人与我同类者”。圣贤与普通人有共同的生命机理，有共同的与生俱来的志趣和兴趣，有共同要求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明朗和阔大的愿望。“尽管圣贤的自觉性比我们高，坚定性比我们强，但是我们也有。正因此，我们才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打通我们跟先贤的阻隔。通过对先贤的了解，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人类社会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存在下去。这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途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我们个体的生存经验，我们对于世界曾经的和正在进行的接触，是我们揭示圣贤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王立新指出，今天有些人读书读得费劲，恰是跟接触外物不够与读书少有关。

　　读圣贤书启迪我们的人生

　　人为什么要读书?该读什么书?怎样去读书?围绕这几个问题，张晓峰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要读书，原因有二：一是明理祛魅，这个过程是去除愚昧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个人修养提高的主要途径，即立命之需。二是修学储能，这是读书的另一层需求：人作为社会化动物的安身之需。

　　那么，人该读什么书?“在我们这个语境下，当然是读圣贤之书，即前人留下来的经典。好的人文社科书要么侧重事理，要么侧重情理，或者侧重义理，并从中阐发道理，经典的书籍一般都会涵盖这几个方面。”张晓峰说，从书的分类角度讲，有些书是修养心性的，有些书是增强个人生存能力的，指导人生在社会场域内实现社会价值。还有一些书是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读书时要有所选择，有所甄别。否则会被书籍淹没，反受其害。”

　　张晓峰认为，圣贤作为人类历史标杆的存在，在人类文明中起到示范作用。虽然离我们年代久远，但圣贤仍是活生生的。通俗地说，圣贤代表着人类良知，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拥有丰富的见识，以及更有系统的书文论证。过去人类文明积累下的智慧经验，完全可以滋养或者启示我们处理人生面临的各种问题。“理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分量十足，其中理学家在中国文明传承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必要深挖前贤的所想所得，回过头来，读他们的书就会有捷径可走。否则还会在原点问题上打圈圈，不得前行。”张晓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