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必功

　　章必功教授近日对深圳商报记者开门见山地说：“要做学人访谈，就要撇开我当校长的8年时间，谈之前或之后的事。”2012年7月，章必功卸任深圳大学校长，他的学术研究似乎进入新的井喷期：先是整理出版了近50万字的《古典作业》及50余万字的《〈天问〉讲稿》;今年4月，商务印书馆将推出他的逾60万言的《中国旅游通史》。一部厚过一部的专著，都是章必功教授“为教而学”的结晶。

　　进入北大登堂入室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81年，您从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安庆师范学院)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是当年古代文学专业5名学生中唯一一名“乡下人”。您一直注重教育平等，是否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章必功：有一天我在导师褚斌杰老师家里，他家来了一名女生，褚老师说，我们本来想招的是她而不是你。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我年纪大，又结了婚并带薪上学，而且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安庆教学点。当年北大古典文学招5名研究生，另外4名全部是北大应届生。结果北大研究生院坚持按分数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就幸运地被录取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也促使我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念。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84年《文史》杂志第22辑全文刊载了您的论文《六诗探故》，此文后来收入您的《古典作业》中。您独辟蹊径，认为《周礼》所谓“六诗”，实际上是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文应该是您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重要台阶?

　　章必功：所谓“六诗”，我把它解释为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因为它的排列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孔颖达把它解释成“三体三用”，后来被广泛征引，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原始意义的“六诗”，并非“赋、比、兴”“风、雅、颂”，而是“风、赋、比、兴、雅、颂”，是周代诗歌教学的三个阶段，从形式到内容，到更高级的内容。南开大学的罗宗强教授写过一本《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讲到新见解时第一个举的就是这篇文章。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当选了中国《诗经》学会的理事。

　　每篇作业都当论文写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六诗探故》是向主讲《诗经》的费振刚教授交的作业，此文是在您读书期间发表的，北京大学学习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章必功：北大老师奖掖后进，欢迎学生提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研究生时期的作业或论文有时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金开诚、费振刚、褚斌杰教授看到这样的文章不但不以为忤，而且如获至宝。金开诚老师还说，你批评我的观点不要太含蓄，可以再直白一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拿去发表。我的《〈红楼梦〉的三宝三玉》，是交给吴组湘的作业，他打了很高的分;《过夏首而西浮》是交给金开诚《楚辞》课的作业;《六诗探故》是交给费振刚的作业。

　　《六诗探故》是费振刚与褚斌杰先生联名推荐信给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文史》杂志总编辑傅璇琮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篇作业，文章发表时我只有30多岁。很多人读了以为我是一位老人，因为《文史》一年只出一本，当时只有老学者、名家才能发表作品。我在北大养成习惯，写文章一定要写出新的东西，不重复别人写过的，每一篇作业都当做论文来写。这也是老师为什么把我的作业推荐发表的原因。

　　从《红楼讲稿》到《旅游通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大学中文系初创时教师少，不可能按自己所学专业上课，您讲授并研究《红楼梦》是否与这种实际情况有关?

　　章必功：深圳大学创办之初，老师几乎都从北大来的，号称“北大帮”，人确实很少，它的教学方向是中西结合应用为主。我讲《红楼梦》，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应用型项目——《红楼梦》电脑多功能索引，学校组织一批学生搞，但要有人给他们讲《红楼梦》，领导于是就找到我。从理论上讲，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给本科学生讲《红楼梦》都是可以的，否则他就不合格。我讲《红楼梦》，每次都认真地写讲稿，共讲了20多次课，集成《红楼讲稿》。

　　我并不是红学专家，只是红学单干户而已。我的学术方向有两个：一是中国古典文学，一是中国古代文化。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也有两个：一是尽量研究一些新东西;一是大力普及和提高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题目我很感兴趣，认为更容易做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当年在深圳大学中文系开设旅游文化专业，讲授“中国旅游史”，是国内首创。您是古典文学专业出身，当时为什么没有讲授“中国旅游文学史”?

　　章必功：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大潮席卷中国，所有高校都想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遨游，作为传统学科的中文系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虽然远离市场经济，但又不想游离于潮流之外。深圳大学中文系因此改名中国文化系，后来又改名文化传播系。我讲旅游史，处在中文系改名中国文化系的阶段，胡经之当系主任。当时开办了秘书和旅游文化专业。我这门课程是旅游史而不是旅游文学史，我是国内第一个开设这个课程的，讲稿后来被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国内第一部。现在看来这部书写得较粗糙，文学色彩很浓，经济色彩不够，其他方面也有缺陷。退休之后我就集中精力重写这部书，改为《中国旅游通史》，原来写到晚清，现在写到共和国，原来30万字，现在60万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中国旅游史》经过修订扩充成为60万字的《中国旅游通史》，与前面的《中国旅游史》相比有哪些变化?

　　章必功：《中国旅游史》很少谈旅游景观，而《通史》从原始社会就开始谈旅游景观，比如我写到黄河、华山，写到大禹治水的积石山，那是治水的标记，是最早的人文景观;说尧、舜、禹的墓也是人文景观;还有著名的城池，比如商代的旅游中心朝歌，当时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赞扬它。

　　我特别强调，旅游史的主体是旅游者和他所从事的旅游活动，而不是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业因旅游而生，为旅游服务，不能本末倒置。旅游史当然也要写旅游文学，旅游者抒发情感便产生了文学作品。

　　高素质市民的高贵坚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天问〉讲稿》近60万言，也是在您退休以后出版的，它是您研究《天问》的专著，也是您的教学讲稿，这部书的出版对屈原和楚辞研究有何意义?

　　章必功：有没有学术价值，应该由学界去评论。当时我开设这门课，以及后来整理这部书稿，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在前人和时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秩序，阐明诗人，力陈己见，务求透彻。《天问》原文只有几百句话，几千个字，但很难读，很难懂，解说也很有分歧，很难找到一本全面解读它的著作，我一直想写一本详细的解读。因为有关书籍大都就字解字，用不懂的字解不懂的字，看了还是不懂。我希望把它解释通顺、通俗，同时做大全式的集释工作，这样篇幅就长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又如何评价“深圳学派”建设?

　　章必功：我个人理解，“深圳学派”的提出旨在大力加强深圳的城市文化建设，提高扩大深圳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在当代信息对流、天涯比邻的时代，要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学派远比古代困难。深圳高素质市民与日俱增，深圳读书月就是高素质市民的高贵坚持。我知道梅林水库的一家棋院，一众棋友，各行各业，皆饱读诗书，所起网名，如水木，都是阳春白雪。

　　衡量城市文化的高下的基本尺度，还是要看市民的文化素质，不能只看文化产业，只数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