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学院派”学者——这里指那些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好像为数不多。就我所认识的，吉林大学的彭善国教授是一个，而且是成绩突出的一个。他的新著 《辽金元陶瓷考古研究》，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彭善国新著由四个单元构成：一是辽代陶瓷窑址及其产品类型。在窑址调查与发掘的基础上，结合墓葬等资料，探究辽代陶瓷的类型、形制以及工艺的发展演变，建立编年框架，是本单元的重心和旨趣所在;二是越窑、定窑、耀州窑和景德镇窑瓷器在东北地区的流布。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出土资料，进一步辨其窑口，考厥源流，并对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出探讨，是作者多年来用力甚勤的一项工作，这部分内容也可说是全书的核心和亮点;三、四单元则主要是对金元时期一些陶瓷品种的个案研究，围绕其年代、形制、工艺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探幽发微，诘难辨讹。文史与考古兼通，体现出作者多方面的学养。披览全书，除内容丰厚外，文字简净利落、行文准确规范也是一大优长。我也研究过一点辽金陶瓷，因此拜读彭善国的大作，不免有惺惺相惜之感。我认为，无论从广度到深度，他的 《辽金元陶瓷考古研究》 都超越了同类著述。

　　我研究辽瓷，因非“专攻” ，常常不够自信，所以十分关注和倚重彭善国这位同行，他的研究也让我受益匪浅。譬如我在旧著 《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有关辽瓷一节中，将辽境出土陶瓷中较常见的穿带瓶视为契丹式器物，认为它是对中原陶瓷器式加以改造而成。而彭善国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从分析辽境出土陶瓷穿带瓶入手，对比晚唐五代时期同类器物，梳理其形制源流，从而得出结论： “……最迟在 9 世纪，越窑、长沙窑、邢窑、黄堡 (耀州) 窑、巩县窑等窑场，都可见穿带瓶踪迹。10 世纪之后，穿带瓶仅发现于北方地区，且以辽境内出土相对集中，其形制也渐趋统一为盘口长颈的造型。这种穿带瓶在 10 世纪末期之后就基本消失了。辽陶瓷中的穿带瓶，在内地自有其形制的渊源，而且有些就是来自内地窑场，并非有些学者认为的是适合游牧民族生活的契丹式器物。 ”(《试析辽境出土的陶瓷穿带瓶》) 他的这个结论是从深入研究中得来的，当然更可凭信。而我当年的说法，或也有所据，但肯定未加细察深究，结果失之大谬。在这里，我要为自己的粗疏作一检讨并向“畏友”彭善国道谢的。

　　彭善国是 70 后学者，年纪轻轻就做了“博导” ，可谓少年得志。但他如今勤奋如初，仍在默默耕耘，不断有新作问世。由他的治学和成就，我联想到其他几位自己比较熟悉的在大学里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学者，如北大的权奎山 (已故)、秦大树、李民举 (现居美国)，清华的叶喆民，南开的刘毅，复旦的刘朝晖，还有台湾大学的谢明良等。这些“学院派”都是 (或曾经是) 活跃在学术最前沿的学者，有的更已成为领军人物。新时期以来，学科中一些重要发现和突破，诸如“官钧”年代问题的重新提出，记录南宋初年宫廷烧造活动的原始文献的发现，磁州窑型白地黑花、红绿彩等品种年代及起源问题的再认识等，都可说是“学院派”的功绩所在。相比之下，那些处于“一线”的考古院所和博物馆同人反而总是显得循规蹈矩、缩手缩脚。 “学院派”学者虽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的介入，极大改变了陶瓷考古与研究的格局，提升了这门专业的学术水准。而今，古陶瓷研究的方式方法上又面临革新，对于某些课题而言 (如“官钧”断代等)，传统的单一手段已很难解决问题，而必须打开视野，拓宽路径，通过实物、文献、图像以及科技结合的手段，多方推进研究。在此方面， “学院派”也更具优势。事实已充分证明，大学可以也应当成为陶瓷考古与研究的重镇。今后有必要继续加强大学相关学科的建设，除现有的大学外，其他地方，特别是古陶瓷大省如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湖南以及川渝地区的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基地。

　　当然，现实又不容乐观。据了解，目前大学古陶瓷专业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新老青黄不接以及招生人数不断下降等困难和问题，有的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加强学科建设，谈何容易!其实，回顾过往，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似乎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难题。不过那时确实不像今天这么功利，一些“窄门”学科如何定位和发展的问题，在教育理念和实践上，都已得到较好的解决。一代学人和教育家、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创办者傅斯年先生有言： “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里提到的历史学其实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我想，即使在今天，具体到中国陶瓷考古与研究而言，傅先生的这一说法似乎也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