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沉思，不禁感慨，钱穆先生对前人的挑剔，是他的大胆处，亦是真正读书人的痴心处。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被称为“一代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钱穆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我现在正读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原是钱穆的讲课笔记，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书中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情怀。

　　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1955年9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告诉他的弟子：“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全书分31章，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这本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其有效的治学方法，读后令人眼睛发亮。

　　课堂上，钱穆先生往往是即兴发挥，有很多神来之笔。他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不仅如此，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对于“李、杜”齐名说，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密切关系。所以有人说，钱穆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所以，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钱穆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信服。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具有独特创见。他认为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的觉醒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他对曹操评价很高，认为曹丕才是真正的文学家，能看出文学的价值。这与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的态度截然不同，“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可以当作一本比较文学来读的。比如在《诗经》篇里说“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所以有悲剧，有《俄狄浦斯王》，有《哈姆雷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因为他们无法领略“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打死他们也作不出“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而《红楼梦》即使里面的大多数人物的最终结局是“荒冢一堆草没了”都算不得悲剧。

　　也有读者对钱穆先生迟来60年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疑问，围绕“中国至今是否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文学史”、“如何重新定义文学史”等话题掀起一场争论。不过，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百度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掩卷沉思，不禁感慨，钱穆先生对前人的挑剔，是他的大胆处，亦是真正读书人的痴心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多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断裂就有多痛心疾首，所以在《中国文学史》里对“五四”、对胡适等颇有微词，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白话文完全可以做到相容共存，完全不必厚此薄彼，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将变成一个无根的民族。所以说，钱先生的文学史是启发者，点燃了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