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下午，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先生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创作院为学生们开展了一堂以“魏晋风度”为题的讲座。詹先生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角度对“魏晋风度”进行观照，以史为证，引经据典，内容丰富详实，同学们受益匪浅。

　　詹先生首先从中国历史上几个思想解放时期切入，继春秋张国时期后，魏晋是第二个”思想和人“的双解放时期。“魏晋风度”一词由鲁迅先生在1927年夏季广州学术演讲时，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文章中提出，“风度”表意上指人的言谈举止，仪态风貌，“魏晋风度”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作风，更要透过表面关注背后的精神气质，是“内外统一、形神融合”。后代学者对魏晋的研究大致沿着这一思路进行。1940年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提到，“魏晋”是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同时又是“极自由，极解放，精神最富于智慧和浓情”的时代，它不仅向外发现了自然，又向内发现了人的美。1944年冯友兰先生《论风流》文章中将“魏晋风度”扩展为“魏晋风流”，“是名士，比风流;真名士，自风流”。后来的王尧、李泽厚、罗宗强先生在各自的专著里均提出独到的见解。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里讲到“人的觉醒”这一论题。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魏晋，而是要将其放入整个思想史、文学艺术史观照。魏晋从思想意义上疏通了道家思想的河流，使得“儒道合流”，极大地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和艺术观。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国家和意识形态上实现了大一统，政治统治上保证了皇权的绝对权力，思想上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主流思想，当时的官吏判案甚至都要引经书。“两大统一”对汉代政治的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东汉中后期，外企宦官专权，朝纲大乱，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相继崩坏。当时的现实政治、伦理道德与儒家思想冲突，出现了许多“异端思想”。然而，正是如此，魏晋世风才体现出它独有的美。

　　一为名士服药后的病态美。魏晋有正始名士服药，竹林七贤饮酒之说，因此后人论及“何为名士”，则有三个特征必不可少：清闲、饮酒或服药、背诵《离骚》。“五石散”是东汉张仲景发明的壮阳益寿的中药，何晏、嵇康、王羲之等名士都服药，为行散，他们身着宽袍大袖的旧衣疾走，更有甚者喜好裸体，放浪形骸，好不潇洒。

　　其二为纵酒狂放的颓放美，竹林七贤素来喜饮酒，刘伶著有《酒德颂》，阮籍常去邻家少妇的酒肆痛饮至大醉，便倒头大睡，阮咸曾言“三日不饮酒，形神不相亲”，足见酒在当时名士心中的重要性，酒可使“人人自远，吐露形骸”，从中我们亦可见对礼法的蔑视，对权力的不屑。

　　其三则是清谈的萧散之美，竹林贤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郭象则要调和名教与自然，但他们都风度翩翩，擅谈玄学。另一面，他们钟情于山水，向外寻求自然的美，让精神有了寄托，灵魂得以解脱。

　　其四，即是钟情艺术的灵秀之美，艺术是人生命的集中体现，是个体的最佳表现方式。艺术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人的生命意识最饱满的时期，精神最自由、个体意识最张扬的时期。

　　詹先生说，魏晋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人的生命意识觉醒，在传统儒家社会之外发现了自我。他们性格乖张，迥异于前代，不同于后代;他们感叹生命短促，服药延寿;他们始终在探索着不同于庶人亦不同于圣人的世性;他们的放浪形骸，狂放不羁写成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