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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张辉:西门庆的书房与明式家具

2016-04-14 09:24:33 张辉

明晚期 黄花梨顶箱柜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中写到了西门庆的书房:

  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里面一明两暗书房,……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此乃西门庆大官人的“书房”。另一间“书房”是其当时江南一名妓所用,见诸明代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

  明窗净几,竹榻茶垆。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爇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赏玩,一枰棋局佐欢娱。

  名琴、古画、宝炉、沉檀、万卷图书、一枰棋局,这是何等斯文的书房。西门庆和妓女有书房,我们一直以为书房是画家、文学家们的专属。还有更颠覆大脑惯常思维的故事吗?

  这里的书房问题,实际就是文化消费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同时期的明式家具、私家园林、发达的工艺品制作都触及到这个论题。这种奇葩的文化现象更促使我们打开思路,广泛深入地思考明清时期物质文化的消费。

  晚明的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包括黄花梨家具、园林、古物、时玩乃至“书房”的流行,实际缘于这种神奇。经济发达、社会富有、消费提高、奢侈风行以后,文化、工艺和艺术会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这绝非是附庸风雅一句话可以简化定论,也不是简单的文人引导能概括。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中,互相的触动激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语可能是其中的一种解读逻辑。石涛曾说,绘画是富人闲时的消遣。绘画作为极高的文化修养,扬州的富有的徽州商人不但是石涛作品的主要购买者,而且他们的子弟,往往还向石涛学画 。

明末清初 黄花梨圆裹圆榻

  传统常识认为,消费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是对物的购买、占有和使用。但是以符号消费理论看,当一种商品都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潜在性,就有了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与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相联系时,就是符号消费。符号消费中,人们所追求的并非商品的物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商品再也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一连串附加的象征性、文化性,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的身份、地位、阶层等的象征。

  符号消费理论的创立者是当代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他是当代西方研究消费活动和消费文化的著名思想家,他提出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并概括出他的消费文化理论。“符号消费”理论认为,一个商品在进行消费时,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而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计价,这个商品就有了“符号价值”。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其使用属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隐含于其中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后者使它也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生命,成为身份、地位、阶层的象征。

  实际上,几百年前,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这种现实已存在于明清市井中。当时置办私家园林、豪宅书房、古物时玩、硬木家具等,不仅是消费物体,也是消费理念。

  试想,当时要使用一件紫檀或黄花梨硬木家具,其木料竟然为跋山涉水从海外舶来。生产黄花梨的海南岛孤悬海外,地方险远,环境恶劣,有鲸波之险,瘴疠之毒。出产紫檀的印度更是遥远。海外贸易商人从事木材的输入,国家实行海禁闭关时,走私进来;隆庆开关后,海关要课以重税。此等木材还如过江之鲫,源源不断而来。内陆的各种木材难道还不足够丰富,紫檀、黄花梨有何过人之处?

清早期 黄花梨方桌

  这里的紫檀、黄花梨家具之物理功能已是次要的,其消费者不再将家具视为纯粹的物品,而是将其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黄花梨、紫檀家具等高档材质家具的使用,从来就不仅是一般用具的消费,而是代表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意义消费,是 “符号消费”。奢侈品不仅仅是物质的使用和感官的享受,更多的是富贵阶层以此显示自己的地位身份。

  在2000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新仿黄花梨、紫檀家具的价格并不是太贵,一般收入人群大都不知道什么是黄花梨、紫檀。与古典家具的行家交流,他们说,许多厂家的产品当时都存在销路不畅的情况,但近些年价格年年在涨。近十年涨价十倍、几十倍,这与整个国家物价上涨水平严重不协调,原因为何?这其间关键原因是这些年黄花梨、紫檀家具的“符号价值”越来越被强化和被广泛传播,家具越贵,其“符号价值”越强化,形成交替循环。

  法国另一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拥有者,自然要掌控文化资本,而且其文化资本拥有的层级与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层级是成正比的。三位相携而行,文化资本永远是一个不会被忘掉的猎物。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

  布尔迪厄并不否认文化产品的独立价值,但是他坚持认为,只有把文化产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文化生产场中,其独创性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其实,物质文化的兴盛,从来不是“读书人”主宰的。文化成果,尤其是物质文化成果是所有社会精英共同认同的人类智慧,它一定是首先被财富精英所占有和消费。

  明清时期,在政界走运得意、生意场游刃有余者,以其经济力量、权力、社会关系和能力、阅历,可以轻易地认同各类物质文化成果乃至精神文化产品,而且把握着它们的命运。明代园林如此,书画古董如此,黄花梨家具亦如此。

  传统工艺潮起潮落,其发达飞跃和奢华精致,总是与财富的盛世或盛世的财富相连,这似乎是一个不容质疑的法则。宋代沿袭下来的木作(以及许多工艺品)之花是在强大的财富风光中青春再放、锦绣斑斓的。

  晚明社会,占据着广大社会财富的精英人群是晚明奢糜风气的主要推手,是当时包括紫檀、黄花梨家具在内的奢侈用品的主要消费人群。财富精英,包括了多种身份群体的上层人士,或者说是富贵人群,这个群体包括官僚、士绅、商人、上层山人等,它们身份常常又不是单一的,往往一身二任或数任。明代中期以后官僚、商人、地主、文人多身份合一的社会形象日益鲜明,一体多面的“缙绅士大夫”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阶层。

  笔者对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明式家具的主体是在特殊时期、由特殊阶层在家庭特殊事件中制作的(可以简称三个特殊)。即大多数明式家具是在富裕的明清时期,由富有家庭、家族,在家族最大的家族事件——婚嫁活动中置办的。

  这种结论是一种注重物质文化和人性特点的归纳,为明式家具高品质的找到实实在在的发生、发展之因。这些结论可能一时难以被许多人接受, 但它还原了历史场景,可以让明式家具的意义得到更大的延展,为明清社会史、生活史提供新鲜的资料。

  明确明式家具的消费人群,可以更准确明了明式家具的商品定位, 传统的社会伦理在这里不应是家具价值评判的障碍。工艺史研究中,道德化、情感化的矫饰和美化已经左右人们太久。在已往的明式家具史研究中,人们很早就注意了物与社会意义的关联,即家具不仅是商品性的物,它还有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性。但是在探讨之中,存在着把工艺品人为地、无史实根据地和某些被广泛认同的、高大上的文化象征符号联系一起的普遍倾向,更甚者远远游离家具器物自身,而不着边际地讨论起哲学等命题,这就难免让研究走向玄虚。

清早期  黄花梨螭龙纹玫瑰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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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辉简介: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主编《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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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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