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首诗本来我也很喜欢的，黄梨是很好吃的。经祖父这一讲，说是两个鸟，于是不喜欢了。”萧红在《祖父和我》中，非常有趣地记述了童蒙时读唐诗的情景：“我睡在祖父旁边，祖父一醒，我就让祖父念诗，祖父就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我就高兴起来了。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处处’该多好听。”我不甚清楚小说家萧红写没写过诗，可她说出了诗的真谛。她对诗的认识不仅比许多诗人、批评家、教授都高明，连《沧浪诗话》《随园诗话》那些名著都没涉及过此话题。诗人孟浩然兴之所至写“处处”，并非老师课堂上分析的那样，这个词比“到处”、“四处”更恰当，唯一的理由就是“真好听呀”。最初的感受反而最切近诗的本质。很多家长从小教孩子念唐诗，小朋友识字极少，甚至一字不识，对诗的理解与长大后再读有天壤之别，有时无外乎听个声音，不解其意。而大人包括不少教授对《唐诗三百首》的解读，过于偏重“求甚解”，不仅忽略了小孩的视角，更背离了诗之所以是诗，除了内容，还有语气、语调、语感、语境,也就是诗歌的声音。故而恰恰要反过来，大人要向孩子学习。讲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要明白“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并非刚巧几个地名，而是有选择的，因为读这几个词时，嘴巴必须是张开。只有开口音，才能表达“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动。要是换成“即从广州穿深圳”，“圳”是闭口音，情绪的张扬顿失殆尽。读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便发现哪怕连对着镜子感叹生命易逝，转眼之间黑头人变白头翁，都那么音律铿锵，这就是盛唐之音啊!我们不妨对比李煜那样的诗歌天才，作为亡国之君，他的词音调要哀婉许多。所以诗很多时候与民谣、儿歌一样，“落雨大，水浸街，阿嫂出街着花鞋”完全不符合逻辑，“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唯一的道理就是“真好听啊”。

　　《唐诗三百首》“为家塾课本”“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可见编选初衷就是童蒙读物，老少皆宜。能入蘅塘退士孙洙法眼的,皆为朗朗上口、深入浅出之诗。上海社科院的孙琴安教授是我朋友，曾送给我他研究唐诗的专著，经他考据的唐诗选本就有六百种，从公元7世纪贺知章的门人孙季良开始编纂唐诗至今，几乎每两年就有一种选本，尚存三百余种，大多无人阅览，唯有《唐诗三百首》家传户晓。由此推论，今人选百年新诗，以为高深艰涩、技巧繁杂的所谓“难度写作”就是好诗标准，实为谬误。《全唐诗》收录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专家学者也没有几个人通读，我倒想同样遵循“以简去繁”的原则，为这一百年新诗选一本“枕边书”，视角更为关注飞扬灵动或世道人心之作。其实在信息化的今天，家长也不必勉强小孩通篇背诵《唐诗三百首》，烦难的记忆功能完全可以交给电脑。如同“截句”，能背诵《登幽州台歌》《静夜思》《江雪》《相思》《望庐山瀑布》等数十首脍炙人口的“短制”，而其他只是记住一些相对更为精彩的句子或者片段，例如杜甫《春望》，只记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居易《草》只记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张九龄《望月怀远》只记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只记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维《山居秋暝》和李商隐《无题》只分别记住“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前四句，照此类推，也不失为一种读法。

　　当然也可取一些不同的角度，调动孩童诵读的兴趣。在古代，日本和周边好些亚洲国家同属汉字文化圈，我十几年前去东京参加国际诗歌节，听闻日本人投票他们最喜欢的唐诗，排在第一首的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排在第二的是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无用”的诗歌使小小的寒山寺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寺庙。再比如传闻法国一家葡萄酒厂状告中国某酒厂，其生产的葡萄酒侵犯了知识产权，律师在香港的法庭上念了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证明葡萄酒中国古已有之，打赢了官司。这些道听途说，对孩子的学习不无裨益,这个例句可以理解为夜光杯里装着葡萄酒，也可以理解为葡萄、美酒、夜光杯三种并列的事物。这也是新诗常常不打标点符号的原因，作者不想限制了诗的多义性。过去私塾乡村秀才启迪童稚念诗，所说的那些与应答对联相关的有趣故事，其实有不少亦是张冠李戴。当然父母也可与孩子唱酬应和，告诉小朋友写诗不光是押韵有节奏，“扫完堂前地，又喂笼内鸡”，尽管念念有词，少了艺术张力。“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好诗，要有意蕴、境界和哲思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