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梵志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上的画作《豹》曾被指抄袭美国摄影师Steve Winter (斯蒂夫·温特)的摄影作品《风雪之豹》，引出一场关于艺术界的抄袭问题的大讨论。前不久，由中英两国五位著名艺术家任评委、在上海与伦敦对应征作品进行了三轮匿名评审的第四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日前揭晓。正当人们对这届作品感到新奇的时候，一个入围者抄袭别人的传闻在微信圈里疯转。一时间坊间的兴趣由作品转向了对抄袭者与被抄袭者的八卦，出人意料。

　　在转型期的中国，总有些事情是让人意外的。比如这个抄袭传闻。

　　具体到是否抄袭本身，应当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艺术话题，而从举报者的反映来说，或许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嫌疑。在此，撇开传闻不谈，从艺术与社会两个层面讲点看法。从社会层面看，抄袭现象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时有所闻，这有复杂的社会道德与法制原因。在道德标准发生剧烈变化、法治意识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种情况或许难以避免，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姑息这种不讲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

　　同样，从文化与艺术创作层面看，那种粗暴的抄袭与剽窃行为，也是对他人的侵犯，对他人创作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侵犯，是可耻的、违法的，也是令有才华的艺术家所不齿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同时，在艺术界，在如何界定抄袭行为，特别是如何辨别抄袭与摹仿和挪移的区别，以及摹仿与挪移对艺术创作的意义，这三者关系上，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认识也不一定清楚，个以以为有必要做一点解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抄袭是一种窃取行为，不在艺术创作的讨论范畴之内，而摹仿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艺术研习与传承行为，挪移则是后现代艺术中一种很流行的创作手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再来看这三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它们的特征与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如此，就有可能对作品进行鉴别与评价了。

　　就抄袭而言，虽然不在艺术创作的讨论范围，但是由于抄袭的纠纷在艺坛上时有所见，因此还是有评议的必要。而所谓抄袭，可以从动机、目的、方法、表现这四个方面来辨别。抄袭的动机是寻找获利捷径，目的是图利，方法是假冒被剽窃的对象，而表现则是酷似被剽窃的对象。就这四点看，抄袭的最大特征是没有原创性。所以，在艺术层面抄袭不仅存在道德与法律问题，更主要的是与艺术的创造精神相背离。因此，从长远看抄袭者是难以在艺坛上立足的。

　　而摹仿不同，摹仿的动机有多种，一是传道，一是研习;摹仿的目的也有多种，一是弘扬精神，一是光大艺术;摹仿的方法也有多种，一是忠于对象，一是神似对象。而在表现形式上，摹仿之作，不仅要得其形、得其趣，还要得其神、得其意。因此，摹仿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复制，它是融会了摹仿者的理解、认识和创造在里面的，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研习活动。

　　事实上，早在1500年前谢赫的六法中就有“传移摹写”这一法。这是中国画论史上的一次重要概括。而在中国绘画传统中特别强调师承有序，到了清代甚至出现了“仿某某笔意”的绘画体裁，正可以说明摹仿在艺术史上的位置。但这有个前提，即如果以个人的艺术作品展示须注明出处，比如仿某家。

　　后现代艺术中所谓“挪移”是通过反讽或诙谐的方法，在内容或形式上对挪移对象的再造，是从精神上对挪移对象的颠覆。比如，作品《L.H.O.O.Q》(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就是一个典型。杜尚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作为一个元素组织在自己的作品中，颠覆了人们对“美”的看法，使原来的画作得到了又一次诠释，再次获得了新的生命。

　　抄袭显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摹仿是一种研习方法,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但这都有个背景——需要注明，挪移则是不同以往的创新手段。就创作来讲，其根本在于艺术家对生活、社会、世界与内心的感受、体验与觉悟，以及用自己的语言和形式来表现这种独到的感受、体验与觉悟。

　　当然，如果参展画家明明是摹仿另一作品，而在展出作品却不注明摹仿或挪移的原作，而径直以自己的创作展示，那或许还是免不了有抄袭之嫌的。

　　(作者系上大美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