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作原为容庚所藏。据容庚题跋称，此作乃董其昌临米芾书张镃《舍宅为寺疏文》。但米芾为北宋人，生卒年为1051—1107，而张镃为南宋人，生卒年为1153—1221，在米芾之后，米芾不可能书写后人的文辞，故所谓米芾之作应属伪托。至于董其昌此作是否为临作，董氏在款识中并未言明，那么有可能是临摹伪托的米芾之作，也有可能非临摹而纯出自运。

　　董其昌是明代文人特质最为显著的书家，诗文、书画兼善。其画影响力超越了此前的吴门诸家，并与其后的“四王”，共占据着官方正宗地位。他将王维视作“南宗”绘画之祖，而他也成为与唐代王维、宋代苏轼、元代赵孟頫并驾齐驱的明代书画代表人物。

　　董其昌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其受禅宗南北分宗思想的影响，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密切相关，“南北宗论”旨在对前人画风进行总结，而其中的“南宗”一系则代表着他个人的审美理想，就其书法而言，他所崇尚的风格类型也是类似于“南宗”的阴柔之美。据董其昌自述，其书初学颜真卿，不久转学钟繇和王羲之，其后又以宋人为宗。其中苏轼和米芾既是“南宗”一系的核心人物，也是董其昌在书法方面最为崇拜的偶像。此作笔法、字形近米而字势近苏：通过洒脱淳雅的线条，可见笔锋的腾挪跳宕，毫芒毕现，颇具米芾书法所谓“八面出锋”之感;而字势常作右向倾侧，又带有苏轼书法的形态特征。且他与苏轼、米芾一样，作品时有生涩之笔和拙陋字形，然而，如黄庭坚所言“不好处亦妩媚”，是超尘脱俗的发自真性情的真艺术。

　　除禅宗之外，董其昌的艺术实践还受到道家的影响。他自谓“作书须提得笔起”，正如此作，用笔轻淡而不轻浮，纯以笔锋挥运，提多按少，虚多实少，线条纤秀柔韧，结体内敛，字形上重下轻，无超长之笔，不尚气势而重韵味，力量内蕴而非剑拔弩张，这些均深具道家崇尚的以柔克刚之妙。而布局虚空，字距与行距皆疏，留出大量空白，则产生出一种禅宗所向往的清寂空灵的意境。同时，董其昌亦提倡“作字须求熟中生”，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自称“吾书因生得秀色”，体现出平淡天真的个性。此时的“生”代表着不落蹊径，不随世俗，与初学书法时学力未到、心手相违的“生”有着本质区别。正如此作，是在一种澄明自适的精神状态下随意挥洒而出，任笔为体，随意成形，脱略疏放，灵动自然，由圆熟转向生涩，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味，与吴德旋所言“东坡熟中生”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