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你的记忆长廊里，曾留下侯登科某些作品的影子。你熟悉那些影像，却难以将它们与其创作者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时间的转盘能回拨二三十年，至那个纪实摄影的黄金年代，侯登科的名字，就像一面旗帜，清晰而明朗地刻在同辈人的心里。

　　彼时，他用镜头，尝试着积极而又深刻地恒久探索，他的影像本就是一部历史。

　　熟悉的陌生人

　　侯登科走了，在2003年。

　　在李媚的记忆里，这位自1983年就认识的朋友，拍照很好，但“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到他去世时，李媚对他影像的印象也未有大的变化，“与大师们的水平，差距还是很大的”。

　　直至办展，李媚改观了。

　　出于对朋友的责任和承诺，展览前，李媚将侯登科留下的四万多张扫描底片全看了一遍。这一看，让李媚看出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侯登科。

　　“它会让我全身哆嗦”，回忆起这次重新发现给李媚带来的惊喜与惊讶，她如是描述道。“我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来，我们怎么埋没了一位中国摄影史上，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师”，她强调了几遍，“他是大师，他可以成为大师”。

　　除去摄影家这个身份，侯登科也是一位哲思者，尽管没有上过大学，但对于知识的追求，他从未停步。“海德格尔、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在他成摞的手写文摘里，这些闪亮的名字及其著作片段，随处可见。“尽管一知半解，但他确实啃了太多的书”，李媚回忆道。

　　自觉经历者

　　1950年，在陕西凤翔，侯登科出生了。

　　多年后，他拿起相机，对准生活的时代，“咔擦”，快门声响，他的记录开始了。

　　在策展人之一的孙粹看来，侯登科把对摄影、社会的思考，全放在了镜头下，“他抓住了一些能引起我们心灵共鸣的瞬间。”这些“瞬间”来之不易，有的甚至是苦难的孩子。

　　“我觉得侯登科的价值在于，他是把苦难捧在手上去迎接的。他去撞击它，去直面它，去拥抱它。”4月24日，离展览开幕还有两天，在越众产业园的剧场里，举办了一场名为“受难的价值与‘成为照片’的努力”的讲座，作为主讲人之一的李媚一再拎出“受难”、“自觉受难”等词汇。她认为，这些词汇里，有侯登科的世界，这些稍显不合时宜的词，也正是当下需要去重提的。

　　在她看来，“努力地去经受皮肉之苦”、“努力地去受精神上的蹉跎和折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娱乐至死”的氛围里，这种价值观越来越不被提及，“当我们享受轻松的时候，内心真的是轻松的吗?”她反问道，现场一片安静。

　　在李媚眼里，侯登科就是一个十足的自觉受难者，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凤凰涅槃，经历自身人格和精神的完善。“你躲不掉的时候，你还不如跳到漩涡中心”，她打了个比喻，“就像去大海游泳，你觉得浪很吓人，但你融入到浪里，你就不觉得浪吓人了，你和它共存了。”

　　建立起血肉关系的摄影

　　孙粹说，侯登科是矛盾的，这跟他儿时的经历有关。“他父亲是抽大烟的，抽大烟在农村会被很多人追债，追完债之后呢，导致他父母离异，然后他跟着他爸。”孙粹认为，侯登科有时想摆脱他的农民身份，但到最后，“他就是说，我摆脱不了。”

　　这种“摆脱不了”最终促成了他身份的回归。

　　“他就是一个农民摄影家。”李媚说。在侯登科的镜头下，农村是立体的、有情感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是一个内部的人，他有一种内在的观看。”如果我们仔细欣赏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侯登科拍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家。通过摄影，他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感情依托在哪儿，“他的脚只有站在地上，只有站在田地间，才可以给他生命以滋养。”

　　侯登科的影像并非自西方而来，而是从他脚下的这片土地生长起来的，是日常的细水长流而不是刻意营造，“中国的土地上能生长出这样一个人，靠他自己琢磨出来，生长出来，真的很伟大”，李媚如是评价。

　　关于身份，关于摄影，侯登科自己也曾留下文字：“小时候饥渴的是能得到父母的爱，这爱我却没有。于是，这饥渴在作品中得到了补偿和怀疑。”

　　李媚认为，侯登科拍别人，其实是在拍自己，“他拍的女人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他从小缺少母爱，他需要爱，他对女性特别有感觉。”

　　摄影解放了侯登科，作为一个具有重负的精神囚徒，他真的被摄影解放了。

　　江湖已逝，岁月未改。《麦客》、《四方城》等终归会在历史的一角野蛮生长，崭露头角。而这位孤独有力的先行者，也正在用他那扎实浑厚的作品擦亮世人的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场回顾展，自策展之日起，就带着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与时代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