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画坛上，朱佩鸿的印痕独树一帜。朱佩鸿对于印痕的处理和把握已经找到了很多具体的方法，他不是单一线条的有规则的几何组合，也不是块面的有机组合。恰恰相反，朱佩鸿是在看似凌乱中实现了线条与空间的关系，与块面的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空间，而不是实际空间。朱佩鸿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无穷地穿插和环绕，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天地，成为一种创造独立世界的象征和表征。——  王春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空间的可能性

　　记者：你最重要的作品是“我的空间”系列。请讲讲这个系列的缘起?

　　朱佩鸿：在八年前，大二的时候，我上了一节版画系李帆老师的课，叫“思维转换课程”。这个课程是要你从传统的教学思维里剥离开，去寻找真实的经验。接着去到了山西平遥写生。第一天写生，大家画的都一样，天蓝一点，下面来点近景、远景、中景，前面油画颜料厚一点，后面油画颜料薄一点，线条潇洒一点，再来个刮刀这么一刮，这张画就好了。我发觉这样画多没意思啊，到最后又跟大家是一个结果了，感到十分枯燥。

　　我想，对于这样一个场景我有什么感官的、直观的感受?于是一个人去瞎溜达，看见古城墙上有很多通阴沟管道的标语，小孩的涂鸦，悬挂着的CCT V外机盒，空调的室外机，还有很破损的电线，很突兀，在千年古城墙里，真是中国特色。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将它“转换”一下?

　　我开始用丙烯去画。画的过程很过瘾。一根线过去，还有些小阴影，我喜欢这种悬浮感。回到北京后，我开始在北京城的城墙上，老式居民楼上去寻找这样的痕迹。但是找来找去，这种感觉慢慢被城市削弱了，我就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

　　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很无聊，人无聊到极致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又出去瞎溜达，发现小区里有很多枯死的树叶、植物掉下来。我尝试着用自己很本能的鲜艳色彩去画这些枯死掉的植物。这些画给苏新平老师和李帆老师都看了，他们都觉得太过于具象，很多人也做过。

　　突然之间，我想把原先城墙下遗留的感觉，和我很本能地去画这些枯死掉的植物的鲜艳色彩，统统抽离出来，做一个提炼。我画了一张50厘米乘50厘米的“我的空间”。画完之后，也钉在墙上，跟别的实验品一块。有一次朋友来家玩，说这张画有点意思，有点像地图，有点像高速公路，有点像地下铁。我想，是不是它有某种可能性?年末有教学总评，我熬了几个晚上画了一米多一点的一幅作品。

　　那时候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布也不是那么白，颜料也没这么鲜艳，还是挤在一个小小的颜料盒子里调着画的，涂抹也没涂均匀。画完之后，李帆老师和苏新平老师他们都说挺有意思。我觉得，大家都说挺有意思的东西，肯定是有点意思。

　　记者：毕业后你读了苏新平老师的研究生，在这个过程里，“我的空间”有什么变化?

　　朱佩鸿：这个系列苏老师看了觉得是有价值的，但怎么样往下研究，需要一定的方法。苏老师鼓励我做了很多不同方面的尝试，从而了解自己怎么样去突破自己。三年里我做了很多实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画画，我去做了雕塑、材料，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纸的书，实验过一圈回来之后，我发现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决定再回归到布面上，有了更多在架上做实验的欲望。

　　记者：实验过一圈之后，发现还是绘画最吸引你，或许是你的天赋在此?

　　朱佩鸿：是的，就是天赋。画画让我很有兴奋感。“画”这个动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画”只是我传达自己的一个手段，慢慢地我发现，我去拼贴它，去粘贴它，用不同的颜料去浇灌它，我用一些刀片去刮它，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它，这个过程我很享受。

　　在这个过程里，我发觉我画的并不是色彩的感觉，并不是冷暖变化。我好像寻找到了每天生活的对应物。

　　我是一个都市艺术家，霓虹灯、灯光、车流、广告信息、屏幕显示器、人跟人连接的多媒体化，传播化，信息的碎片化，变成了我生活的本质。我从这些稀奇古怪的实验里发现，我所展现的，不管是美丽的色彩还是凌乱的线条，总给人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但是在琳琅满目背后，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并不一样。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在画上加一些立体小元素?

　　朱佩鸿：我在研究生时期做了一些小的雕塑，其中一个课题是寻找生活当中被人忽视的材料。我找了拼瓷砖用的辅助十字架，还有小型的网格状乐高玩具，还有一种黑色的电阻仪。我去了趟电阻器材市场，买了很多这种玩意儿回来，把它们组合成一个类似于魔兽世界的兽族箭塔，很好玩。

　　2015年我去柏林做驻地艺术家。我天天到一个画材店去买东西，我发现德国的学生会用这么多材料!我跟店员聊，他告诉我，你可以用店里的任何一种材料。一个艺术家也许会拿这块东西去做画布，一个服装设计师可能会拿它做一条裙子，一个工程师也许会制作一个仪器。我想，原先我对自己画面上的二维空间想象是不是有一些太过平面化?

　　不过，我最开始这样做，也是因为一些小东西不小心掉在了画布上。它是有原因的，但最关键的是一种偶然性。当某件事真的很偶然的时候，我觉得它才是真实的。

《我的空间，C rystal G reen》，30x60cm，布面丙烯，2015年

《我的空间，刻痕》，30×60cm，布面丙烯，2015年

　　当职业艺术家有竞技性

　　记者：你做艺术的目的是什么?

　　朱佩鸿：成就感。因为我对竞技很感兴趣。当职业艺术家让我感到很有竞技性。

　　记者：版画系是一个很特别的系，许多杰出的当代艺术家都是版画系出身。你觉得版画系的学习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朱佩鸿：版画系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什么“压力”。比如读了油画系，前面有徐悲鸿、靳尚谊、吴长江老师等很厉害的前辈，他们都是被美术史承认的;还有刘小东、喻红、谢东明老师这样一类艺术家，他们都是艺术圈的先锋。他们的画作出现在美术教材中，拍卖市场里，美术馆的展览中，或多或少会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暗示，跟着他这样画，就能成功。

　　版画系相对好一些。比如徐冰、方立钧、尹朝阳，他们是截然不同类型的艺术家。这样的截然不同让我们相信一点：去做自己独特的艺术就会有可能成功，而不仅限于做版画这个材料。因此我们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记者：你有没有研究过国内外的抽象艺术家?

　　朱佩鸿：画之前没有研究过，画之后开始有点研究。对我触动最大的可能就是马克·罗斯科。有一次我在路易斯·康设计的耶鲁大学美术馆看到一件罗斯科的作品。整个展厅有很多件作品，但是，就他那一件把我震住了。他那件作品把整个展厅的空间给吸纳住了，因为它的存在，别人变得黯淡无光。他的绘画已经超出颜色和笔触，上升到了宗教精神的状态。他没有画那么多笔触，那么多丰富的图形。但他变得非常非常有力度。而且他的力度好像很纯粹。

　　记者：他的颜色确实很简单，但又很动人。

　　朱佩鸿：嗯，是的。他们这类风格被叫做色域艺术家。“我的空间”整个创作系列差不多经历了5年时间。在头两年，它并没有达到非常自由的状态。我在研究色彩之间的拼接、构图之间是不是平衡。苏新平老师说，你去看一看马克·罗斯科的作品。我看了以后发现，罗斯科的画非常“成立”，两个颜色放在一起是很“正确”的。因为他的画而正确。在没有他这种搭配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可能觉得橘红色和蓝色放在一起是很普通的，甚至有人觉得那是不对的。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经过罗斯科的处理，就变得“正确”，甚至特别有意思。

　　朱佩鸿

　　1987年8月出生于上海。200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2010年以“优秀毕业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版画语言研究，师从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造型学院院长苏新平教授。2014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获得研究生学位。

　　朱佩鸿生于上海的艺术世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是著名艺术家苏新平的高足。在年轻一代的抽象画家里，朱佩鸿是风格特出的一位。他不画沉闷的线和面，也不玩玄乎的几何形与“视错觉”，却将饱满的色彩和凌乱的线条巧妙搭接，创造出自己的视觉语言。2015年，在名泰空间举办的“自如的印痕———朱佩鸿个展”上，大片泼洒的橘色、黄色、黑色和蓝色，给予瞳仁清新柔和的刺感，让人想起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画家马克·罗斯科。然而比罗斯科又多出几分复杂和好玩。

　　最近，为了让“我的空间”更酷一点，朱佩鸿和女朋友计划着去买台3D打印机。这位充满“竞技精神”的职业艺术家，希望“挑战观众视觉想象力的极限”。他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收藏家，也更希望得到一件在技术上独一无二，在艺术修养上又极为独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