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伴随着国内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博物馆成为文化历史知识输出传播的重要阵地。然而在近年的高速行进之下，博物馆的隐忧也逐渐显现。有关公立博物馆运营理念、展陈方式、行政管理等问题日益冲击着公众视野。日前，浙江卫视一档火爆荧屏的综艺节目将某一期录制安排在了杭州博物馆内，引发了舆论交锋，网友普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馆内的文物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

　　无独有偶，某房地产公司在南京市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大成殿举办房产发布会，并邀请了明星前来捧场助阵。事件中的南京市博物馆馆址朝天宫，本身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官式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作为一座综合性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其馆藏文物上溯远古，下迄民国，多达十万件。而据新华社的报道，事件中的房产商则在拆损古建方面早已劣迹在案，还曾因此受到高额处罚。

　　这样一场金钱意味浓重的商业活动在古色古香的博物馆内推出，期间并未闭馆谢客，不少游客和当地居民目睹了整个过程。事件立时发酵，又一次将公立博物馆推到了风口浪尖。

　　商业化不应成为博物馆的追求

　　毋庸置疑，在很多民众心中，博物馆是一个“高大上”的场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托马斯·霍文曾明确提出：博物馆可以开展商业活动，但是商业化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博物馆的追求。那么，博物馆介入商业活动的行为究竟该如何评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在接受《中国美术报》采访时表示，客观来说，在杭州和南京市博物馆介入商业活动的事件中，博物馆更多的是一个承办场地，并非博物馆主动引进节目组、地产商等商业主体，而是带有商业色彩的机构选择了博物馆类的文化场地，来渲染自己带有传统文化卖点或者儒商的文化品位。

　　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分析，杭州博物馆可能错误地理解了类似“博物馆之夜”这样的活动，“博物馆之夜”是以激活博物馆藏品为旨要，而节目组进入博物馆拍摄的内容，是一帮综艺明星在摆满了珍惜文物的大厅内追逐、打闹，让博物馆成为了一个背景，靠明星吸引粉丝，也与其自身形象格格不入，这对于博物馆自身的建设是舍本逐末。而南京市博物馆将国家文保单位和公共文化资源提供给开发商用于商业用途，却未履行任何报批手续，属擅自动用，严重违规，完全突破了底线。

　　宋向光认为，对于上述两个案例，需要从两个方面看待：首先，公众的内心期待中，博物馆要保持其文化形象和纯粹性，同商业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发展成为谋利的产业，这体现出了整个社会对于文化的一种尊重，绝对是利好的趋向。其次，对博物馆而言，目前国家对其有着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的要求，那么，在提升文化和经济的大背景下，博物馆也希望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但对于商业和金钱，博物馆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此，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胡志祥也发表类似观点，由于部分博物馆经费不足，通过举办商业活动补充经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本无可厚非，但要把握好尺度。

　　同时，对于博物馆的频频失误，潘守永指出，这其中也反映出了博物馆教育的缺位问题。两次事件中，都有综艺明星参与，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如果能够有对于博物馆功能以及馆藏国家文物的基本认识和尊重，就有可能拒绝参与，甚至阻止事件的发生。

　　商业化要坚守标准、底线和原则

　　据悉，就此次南京市博物馆事件，南京市文广新局于次日即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处理通报，责成博物馆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对博物馆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分别给予行政和党纪处分。南京市文广新局对事件的快速反应，体现出公众对于公立博物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此次南京市博物馆受到处分，是否意味着今后博物馆要与商业活动彻底划清界限?

　　实际上，现行的《博物馆条例》第十九条对博物馆从事商业经营行为有明文规定：博物馆不得从事文物等藏品的商业经营活动。博物馆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办馆宗旨，不得损害观众利益。博物馆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制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博物馆商业化的问题，专家们普遍态度也并非是给予封杀。潘守永提出，以突出遗产和藏品为本位的活动，无论其是否带有商业性质，无论是否获得大众的普遍喜爱，都不应否定它的价值。那么，文博单位介入商业活动尺度何在?

　　宋向光认为需要守住四方面的原则：第一，不能损害公众的公共利益;第二，要维护博物馆的社会形象;第三，这些活动应该是公益性或公共教育性的;第四，博物馆要对所有活动有所把控，对所做活动主题、仪式、程序、设施等有一个主导作用。总之，博物馆也无需因噎废食而排斥对外合作，重点是要有标准、有底线、有原则。

　　我们也看到，国外很多博物馆也存在博物馆商业化的行为，如凡尔赛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对外商业出租场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们都有相对明确的原则。此外，据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策展及典藏处处长刘思伟介绍，新加坡的公立博物馆、美术馆的运营以政府支持为主，但费用不足以支撑运转。就他所在的国家美术馆而言，每年28%的份额需要争取社会赞助。所以，他们的场地出租是必然之举，但他们同时有着自身的底线，即不出租展览场地，不允许出租者在出租场馆内举办展览，以此来保证自身的学术坚守。

　　潘守永指出，上述的两个案例，民众的质疑声中大部分认为博物馆的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但实际案例中所涉的两家馆分属国家一级、二级博物馆，在其运作的经费上不会存在捉襟见肘的问题，所以，就此两家馆而言，还是认识和决策上的失误。但目前国内确实也有一些中小型博物馆面临“有钱生存没钱做事”的状态，这也是目前公共资源分配冷热不均导致的。所以，尤其对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中小馆，在不影响公共服务和藏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有选择地开展一些商业合作，对所获经费做好财政监控，用于自身博物馆事业发展。同时，社会大环境对于捐助者的税收减免等政策应该尽快落实兑现。

　　博物馆助推文化景观任重道远

　　一年又一年，5月18日我们迎来了第4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确定今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与文化景观”(Museum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过去博物馆的焦点在于保护、展示和传播自身的收藏，目前这一愿景正在被更加尊重博物馆机构本质特征的新观念所取代。显然，2016年度主题凸显的博物馆和文化景观之间关联性，为博物馆提示出了与包括公私机构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的新的空间，商业行为自然也涵盖其中。

　　另外，2015年3月20日颁布的《博物馆条例》实施后，文化创意也开始走进公众的视线。国家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馆发展能力。在这样的情境下，博物馆应该如何去协调职能转换?

　　宋向光坦陈，目前，国内的博物馆更多关注的是博物馆藏品，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还不太多。“就文化景观来说，博物馆还是需要关注博物馆之外的社会现象，但这些问题应该重点限定在文化方面。”

　　同时，他指出，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博物馆纳入文化与创意产业名单，但也仅仅是明确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并非像国内，把博物馆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组织来要求。“若把博物馆作为一个经营性、商业性、市场性的主体，这和博物馆自身的社会属性是相违背的，这也是造成老百姓对博物馆有所诟病的一个原因。这仍需要在发展中逐渐调整策略，来规正博物馆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宋向光说。

　　文化景观的概念拓展了博物馆的文化外延，其开放的状态和扩大化功能无可避免地会与商业行为产生联系。因此，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博物馆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提供、获取、开发和共享自身所在馆区和馆区之外的遗产中扮演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