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开始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这种转换过程中曾出现流派纷呈、思潮跌宕的局面。在众多的思潮中，大众化思潮可谓是贯穿百年的最为重要的思潮。也就是说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转换最重要的特征和内涵之一，就是与传统的仅属于特定阶层的文人艺术观的剥离，而不断地将艺术文化向大众化推进。以大众化为目标，不断在功能、内涵、语汇图式、艺术风格等方面变革，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变革与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大众化思潮延绵不断，没有出现过消长、迭起的局面。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艺术的大众化思潮经历了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化大众”到四五十年代向“大众化”的转换，并最终完成了由“美术革命”向“革命美术”的彻底转换。

　　文化和艺术的大众化是当今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但是，在20世纪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大众化艺术思潮，与中国封建时代反映市井小民社会情趣和审美理想的市井画、宫廷风俗画以及西方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兴起的大众艺术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革而兴起发展的大众艺术思潮，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这种思潮的推动者，并非是来自底层的民间艺术家，而是政治文化或艺术的精英人物，无论是中国画的“改良者”，还是“美术革命”的提出者，无论是“艺术运动”的发起者，还是革命美术的倡扬者，他们推崇大众化，并非旨在世风民俗的把玩中，寻求在专制政体下心灵逍遥的家园，也非着意世态百相的捕捉，以满足市井小民的审美情趣，更不是以此作为国泰民安的图象呈现,而是与他们改造旧文化，进行社会革命，推进社会变革的文化理想和抱负紧密相关。

　　中国大众化艺术与西方大众艺术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态。当代西方艺术理论中所称的“大众艺术”，一般指通过现代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载体，可以大量复制并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通俗化、大众化艺术形态，它具有商业消费品的特征，可归入被称为“娱乐产业”的商业范畴内。这种大众艺术与中国在革命、战争时期建构起来的旨在教育大众、宣传大众、服务大众的大众艺术没有任何的关联。若有相似之处，则是受众的广泛和形式语言的通俗化。一般说来，西方大众艺术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而中国的大众化艺术是能融雅俗于一体的艺术形态。岭南画派的诸位主将都力求自己的作品能雅俗共赏，林风眠曾幻想构建“与民同乐”的艺术大厦，徐悲鸿坚定不移地反对只讲“墨趣”“逸气”的文人画，为构建绘画的大众语汇奔走呼号、身体力行，齐白石的作品中天然就有平民化气息，吴冠中多年前就定了一条品评绘画的标准，就是“专家看了点头，群众看了拍手”……将中国艺术向大众化推进的并非是精英艺术家之外的人物，反而是精英艺术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政治文化领袖。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艺术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旨在突破有闲阶层的“话语”霸权，通过“化大众”运动，实现艺术救国、改造旧文化的理想，透溢出“精英”的自觉意识和救赎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与千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文人画思潮是相悖的，因而，具有前卫性和革命性。40年代以后，本属弱势文化的大众艺术，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流艺术、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后两者几乎全部融化于前者之中。艺术家对大众化的追求从一种自觉行为演变为必然行为。纵观百年来中国美术的经典之作，最强烈的感受之一恐怕就是这些作品以鲜活的生活气息和贴近大众的品质，呈现出与古典中国画形态迥然不同的时代特点，也完全相异于西方现代大众艺术。

　　无疑，对艺术的社会功利价值的强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艺术家个体的想象和情感传达的空间必然被挤压，艺术的本体问题必然被忽略。在中国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社会不可能为艺术提供自由生长的土壤，艺术不可能只依据自己的轨道去拓展发展的空间。在中国艺术大众化思潮兴起发展的过程中，从“五四”前后“化大众”的启蒙性质的美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成为大众斗争武器的“大众化”运动，再到四五十年代旨在调动千百万大众参与救亡和革命以及建设的大众化艺术潮流，艺术已经不能在内部自足发展，而是被社会精英分子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和明显“工具化”价值取向与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艺术的大众化思潮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政治化倾向。因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艺术的大众化，除了力求构建能被大众接受的公共语汇系统外，作品表现题材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作品的主题必须与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文化”相吻合、相适应。在特定时期，大众化仅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符号，一种政治口号、方针、政策的表征。

　　中国艺术的大众化思潮一开始并非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思潮，更不是一场艺术内部的运动，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与时代主题最贴近的思潮。这个思潮贯穿20世纪上半叶，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在中国现代艺术大众化思潮的发展进程中，其内涵经历了由“化大众”向“大众化”的转换，这种转换从表层上看也是大众艺术话语主体由精英艺术家向大众的挪移，而实际上大众艺术真正的话语主体并非是艺术家，也非“大众”，而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大众化艺术的表象后面彰显出艺术从本质论到功能论的转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消费主义浪潮兴起后，艺术的大众化内涵和形态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思想观念的变革，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满足，不同文化程度和消费水准的民众拥有了更多的文化艺术消费的愿望与权力。艺术大众化的单一模式被消解，具有市井文化特色和商品化性质的艺术式样已广为流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艺术必然存在主导性创作、探索性艺术和彰显世俗感性欲望、适合大众审美需求的艺术创作共存的局面。在这三方面，后者的空间和覆盖面是最大的，艺术家们没有理由忽视或放弃对感性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关注与思考并不是顺应与附和，而是应该在研究当代文化背景下大众审美心理和趣味的新变化、新特点的前提下，在艺术创作的图式、语汇和技法以及材料等方面有所变革有所创新，才能真正满足大众的文化和审美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方面并不是相悖和冲突的，而应形成互融互动的新关系。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