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勾画出今天的美学的政治的问题答案：批评艺术的异见形式发生了什么?我会说美学异见的辩证形式已经分裂成四个主要形式。

　　第一个形式是：玩笑。在玩笑中，异质性元素的联合仍然被视为紧张或对立，指向某个秘密，但是不再有秘密。辩证紧张作为游戏又被带回来，是在揭露了权力秘密的过程与去合法化的普通过程(成为统治的新形式：去合法化的过程由权力自身、由媒介、商业娱乐或广告产生)之间的不可识别性上玩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王度的作品的情况。今天许多的展览都是在玩这个相同的不确定性。例如，有一个展览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标题是“让我们娱乐吧”，等巡展到巴黎时，改为情景主义标题“超越景观”。这个展览玩了三个层次：高级艺术的波普艺术嘲笑、资本主义娱乐的批评谴责和作为景观的对立面的德波式游戏观。

　　第二个形式是：收集。在收集中，异质性元素仍然被混在一起，但是它们不再聚合起来去激起批评冲突，甚至也不再玩批评权力的不确定性。它们积极地去努力收集普通世界和普通历史的遗迹和证据。收集也是再收集。所有物件的平等——艺术品、私人照片、用品、广告、商业录像——因此都是成为共同体的生活的档案痕迹的平等。我提到维奥拉的展览——“头脑中的世界”，它试图去重新收集一个世纪。当你离开波尔坦斯基的展厅，例如，你可以看到汉斯-彼得·费尔德曼(Hans-PeterFeldmann)创作的一百张照片，再现了某人从一岁到一百岁的每一年龄，还有其他许多的装置记录了普通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潮流的许多其他例子。显然，它与下面这句今天不断听到的话是一致的：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世界”，“社会契约”被打破，艺术家必须参与到修复社会契约或社会网络的斗争，将所有见证共同的人性的痕迹都呈上前台。

　　第三个形式是：邀请。我提到《电话预订》是如何邀请参观者取一本架子上的电话簿，然后随意打开它。在同一个展览的某个地方，他们受邀从一堆东西里取出一本书，坐在地毯上，表示某类儿童的童话岛。在其他的展览上，参观者受邀喝汤，彼此接触，参与到新的关系形式中。这样的活动之前都在尼古拉·布瑞奥的关系美学概念中得到系统化阐释：艺术不再创作作品或物品，而是创造短暂的环境，促进了新的关系形式。如他所说，艺术家通过若干微小的服务，就为弥合社会契约的隔阂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第四个形式是：神秘。神秘并不是谜，也不是神秘感。自从马拉美的时代以来，它意味着一种将异质性元素糅合在一起的特别方式。例如，就马拉美而言，是诗人的思想、舞蹈家的脚步、扇子的展开或一支香烟的烟霭。神秘反对那种强调诸多元素的异质性的辩证冲突(为的是展示一个由对抗构成的现实)，它提出一种类比——一种陌生的熟悉感，见证着普通世界——其中，异质性现实是用相同的织物编织成的，彼此总是可以用隐喻的兄弟会来相互联系。

　　“神秘”和“隐喻的兄弟会”是戈达尔在他的《电影史》中使用的两个词语。这部作品是一个恰当的有趣案例，因为戈达尔使用了异质性元素的拼贴，就像他总是那样使用的，但是他使它们产生出和它们20年前的含义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戈达尔在《电影史》里有一段精彩的段落，他融合了三个图像：首先是乔治·史蒂文斯的电影《郎心如铁》的剧照，展示了伊丽莎白·泰勒扮演的相爱的人的幸福，沐浴在太阳之下，她的身边就是她爱着的蒙特戈梅·里克利夫特;第二个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的死者的图片，这部电影也是史蒂文斯几年前拍摄的;第三个是一幅抹大拉的玛丽亚图像，源自乔托画在帕多瓦的壁画。如果它是20年前制作的，这个拼贴只会被理解成是辩证冲突，它谴责了隐藏在高级艺术和美国幸福背后的秘密。但是在《电影史》中，谴责的图像被变成拯救的图像。纳粹种族灭绝、美国幸福和乔托的“非历史”艺术的图像都见证了图像的证据力量，它们赋予生者与死者在“世界的地位。”辨证冲突变成了一种同在(copresence)的神秘。神秘是象征主义的核心概念。象征主义的回归显然已在议程之中。当我使用这个术语时，我不是指象征主义神话学的复活的景观形式，也不指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梦想，如马修·巴尼的作品那样。我也不是仅仅指象征主义的有效使用，如我前面提到的维奥拉的作品。我指的是更加谦虚、几乎不可察觉的方式，在我们的美术馆、画廊里所汇集的物品、图像和标识的藏品正用这种方式越来越从异见的逻辑转向神秘的逻辑，转向同在的证据。从辩证法转向象征主义显然与当代转向有联系，方式就是我称之为的政治美学，指的是政治框定了一种普通舞台的方式。这种转向有个名字，它就是“异见”。异见不仅仅指政治党派或社会伙伴就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它指任何集体处境的给定物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对象化，即它们不再让自己去参与争议、参与到给定世界范围内的争议世界的论辩框架中。这样，异见恰好就指“政治的美学”被解散。

　　对异见的政治舞台和政治发明的消除或削弱，都对美学的政治产生矛盾的效果。一方面，它给予作为政治实践的艺术实践以新的可见性——我指的是空间与时间、普通物的可见性的形式、事物、图像与意义的联系形式的重新分配的实践。艺术表演可能出现，有时候就出现了，因此，是作为异见舞台建设中的政治替代物。但是，异见并不仅仅让政治空间(politicalplace)放空。它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框定了它的对象的场域。它也用自己的方式形成了艺术实践的空间和任务。例如，它用吸纳与排斥的问题取代阶级冲突的问题，以此表达对“社会契约的丧失”的忧虑、对“赤裸的人性”的关心，或提出任务以授予被威胁的身份以权力来代替政治关怀。艺术于是被召唤去发挥它的政治潜力，以努力去重新框定一种共同体感并修复社会契约。在我看来，从批评范式转向玩笑、收集、邀请和神秘的形式证明了政治性用伦理性的形式进行的重组。

　　今天的某些项目反对在艺术中用伦理学去代替政治，于是就积极寻找艺术的政治作用。这些都表示了空间的分配问题和处境再描述的问题。它越来越关注传统上属于政治的问题。这个处境就促进了诸多新的努力去让艺术直接地政治性。在最近几年里，许多艺术家都开始复活那种制造真实对象的艺术项目，而不是生产或循环利用图像，或者是在真实世界进行真实行动的艺术项目，而不是仅仅做“艺术的”装置。这样，政治承诺就等于寻找真实。但是，政治性不是艺术必须达到的“真实”的“外围”。“向外”总是“向内”的另一侧。产生其差异的东西是地形学，在它的框架内，协商了进与出的关系。仅仅像这样的“真实”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一种框架或一种现实的虚构。艺术并不是通过获得真实来做政治。它做政治是通过发明诸多虚构去挑战关于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现存分配。

　　制造虚构并不意味着讲故事，它指的是拆解并重新讲述标识与图像之间、图像与时代之间，或标识与空间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框定了现实的现存感)。虚构发明了新的感知共同体，即可以看到的东西、可以说的东西和可以做的东西之间的新的脉络。它模糊了诸多空间与诸多能力的分配，这也指它模糊了定义其自身的行动的边界;做艺术意味着移动艺术的边界，正如做政治意味着移动被承认为政治性的领域的边界。今天的有些最有趣的艺术品涉及地域和边界就不是巧合的事了。美学的政治中最似是而非的东西可能是：今天的艺术可能通过发明美学距离或美学冷漠的新形式，来帮助框定新的政治的感知共同体，来反对一致同意。艺术不能仅仅占据政治冲突被减弱后留下的空间，它必须重新塑造它，冒着测试它自身政治的底线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