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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做《心有灵犀》展览是2013年，在台湾诚品画廊。此展后，画廊邀请了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博士班所长龚卓軍策划了，由四名台湾年轻艺术家和一個年轻表演团体参与的，题为《我们是否工作过量?》展。两展以镜像对照的方式呈现两岸年轻艺术家状态，从而开启了每年一度的两岸青年艺术家“镜像”计划 。我以为对照展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同是以西方教育为基础和参照，又是不同社会背景的台湾艺术教育与中国大陆艺术教育的窘境和各自的利弊所在。

　　这里所说的窘境，指的是我们的当代艺术创作与教育的复杂性，即：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都必须或习惯地把西方视觉文化的发展脉络作为参照;加之它与我们的传统视觉文化体系又截然不同，从而使我们的问题变得比西方艺术教育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他们在思考艺术教育时，是不会把东方作为一个必须的参照来考量的。另外一个窘境是全球共有的，即：当代艺术发展丛生不定的突变性与严密的传统艺术教育体系的错位，导致当代艺术理论与教育思维的被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探讨“艺术是什么”，探讨到今天却进入了对艺术最不清楚的时代。艺术体系的乱象，就像这个世界的混乱一样不清楚。这反映在全球无所适从的当代艺术教育上。

　　此展看起来是我直接的博士生、硕士生的展览，其真实用意在于：从这小块特别的试验田里测试并探讨艺术、艺术教育领域共同的难题。

　　翻出来第一回《心有灵犀》展前言，其基本理念抄录如下：

　　艺术创作的过程说到底，其实是每一个创作者用艺术这件事与自己性格及内心进行较量：已有的艺术手法和风格“强大无比”，教科书告诉我们好的艺术应该是这样的。而属于个体的更深层的部分又在涌动，说：我是我，真正的我在这儿。大师的“语法”好，但用它说出来的不是我要的，有时几乎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就完全走样。从以往的学艺经验中，从展览、画册、网络、身边同学的手法中搜寻、比对、混合、试试看，也许有谁的能对上我。这有点像在超市里买鞋，结果没有一双合适的。也许需要再从人类制鞋史的缘起处——草鞋时代——开始再找一遍——这还是不行，它的发展逻辑环环相扣，太清晰了，毫无漏洞可钻，唯一的机会，看来要从光脚时代开始了。确实，在没有任何“鞋”的概念的前提下，佛才出现。这句话是从一句禅语中挪用过来的……。我和同学们谈艺术创作，其实交流的都是这些东西。

　　思想与心灵之间的交流真的很有意思，有时候需要刺激它，有时候需要指鹿为马，有时侯需要把它逼到死角再说，有时要用《天书》的方法，用拒绝沟通来沟通，有时候需要像爱护蜗牛的触角一样，千万不要伤害它，缩回去也许就再也出不来了。

　　尽管我与他们是教与学的关系，但我心里清楚一点，这就是：我实质上不如他们，因为他们比我年轻。在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上，对未来趋势的认可度上，以及生理的适应性上，一定比我强。他们代表未来。这是生物层面的，是进化的本能。这真让人羡慕。

　　所以，我“教”他们，必须首先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中。他们每一个又都是不同的、唯一的，都是一个宝藏，进去后才知道这些宝藏该怎么个挖法，下手的屏障在哪。有时需要把他们已经形成的模式、夹生的地方或曾经弄坏了的部分，彻底打乱后再重来，才有重新启动的机会。哪一类材质都有用，关键是如何把其瑕疵的部分转换成有益的、别人没有的东西。看着他们各自的性格与艺术纠缠的过程和结果，是一件欣慰的事，也可以帮我校正对许多问题的认识。

　　艺术教育留给学习者的，应该是人的质量的提升。我曾经说过：“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通过对每一件作品细微处的体会，通过交换感受的点滴小事，使我们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使学生具备从事任何领域都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一种穿透、容纳、消化各类文化现象的能力以及执行的能力——最终解决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水平问题。”所以我希望他们：不管将来是不是做艺术，在任何领域都应该是出色的、有创造力的。

　　其实，我和同学们一样，思想永远处在活动的状态中。社会在变异、艺术在变异、思维的层面一定也在变异。这其实是获取新的思想动力的来源所在。我新近的认识，反映在与策展人章后仪的对话文中，在此不再复述了。

　　这个展览是在武汉美术馆的鼎力相助下，由同学们自己联系、策划、编辑、布展的成果。这成果离不开樊枫馆长的支持以及章后仪女士的倾心投入。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