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友农先生在安徽省南陵中学上初一时写的一篇作文，用四句顺口溜结尾。这篇作文让他赢得“小李白”的赞誉，却不想一语成谶。顺口溜是这样写的：“不看繁花满山艳，偏爱道旁嫩草鲜;小路盘到峰顶上，我放牛儿在云天。”回头看看他的人生与艺术，大半辈子一直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作为小牛倌的他并不知道牛儿上不了“峰顶”和“云天”，但因了他的执著与坚忍、真诚与仁义，其艺术创作达到天风苍苍泱泱的崇高境界。

　　2010年3月，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梦笔生花——黄叶村作品展”的现场，我见到过忙碌的汪友农先生，从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那儿得知汪先生为恩师黄叶村的不幸遭遇四处奔走呼吁，使恩师免于“骈死于槽枥之间”的结局，我心中充满敬意。2016年6月24日，同样在关山月美术馆，汪友农先生的中国画艺术作品展即将举办，却再也见不到汪先生了。因为在工作和生活中互无交集，我一直没有与汪老交流的机会，上月收到湘波转来的汪老画集，细细拜读之后才惊觉自己错过了怎样的缘分!在我看来，在红尘滚滚喧嚣烦扰的当下，汪友农的人生是一面镜子，于失意者有启迪，于成功者有教益;在欧风美雨与秦砖汉瓦激烈碰撞的今天，汪友农的艺术是一声响箭，提醒我们什么才是艺术的正路，怎样才能修成艺术的正果。

　　能受天难真铁汉

　　汪友农1939年出生在安徽芜湖南陵一个喜爱诗画的书香门第，自幼即因家庭的熏陶和培养，形成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文化基础。他6岁入读私塾，10岁因家境突变与二哥一同辍学，回家务农。13岁再进校园，发奋学习连跳数级，于1955年考入南陵中学，在中学阶段，他的文学艺术才华得以全面爆发，不仅在当地有“小李白”之誉，而且其创作的水彩和国画在县和地区均获大奖。

　　从1961年到1970年底近10年的光阴，汪友农先生搞过宣传，做过代课教师，当过油漆工，还给死人画过遗像。我所尊敬的李零先生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汪友农先生的遭际并不是孤例。是对艺术理想的执著追求让汪友农先生活下去，从画山区妇女劳动间歇给儿喂奶还不忘学习的《哺育》，到歌颂劳动人民爱国爱家尽职尽责的《护林》;从有空就给《安徽日报》《人民日报》邮寄诗歌，到四处为各家单位打零工绘制巨幅领袖像，印证了里尔克的著名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汪友农做中医的祖父和做教师的父亲以善良和仁义所积攒的人品，让他在黑暗中总会感受到一线光明，在冰冷中总会获得一丝温暖。那位悄悄把女词人丁宁的词稿全部抄下来并亲手刻印的父亲，那位在临终前交待用自己的积蓄给老友黄叶村出版画集的父亲，为汪友农带来了足以影响一生的引路人：1957年弱冠之年在黄山跟随岭南派大家黎雄才先生学习写生一月有余并获好评，1959年与丁宁结邻而居，因持一贯的尊敬之态照顾之心，女词人的倾囊相授为他的绘画注入了浓郁的诗情。而对待父亲的好友黄叶村先生，汪友农从1965年开始拜他为师起至他1987年去世，无论他一家六口栖身在有门无窗的7平方米茅棚里一住18年，还是沦落到沿村乞讨的惨境，汪友农都不离不弃。人性的光辉让汪友农在获得老师高超的画艺的同时，也激发出生命的全部潜能回报老师，在老师生前的随侍在侧和死后的奔走呼号，终于写就中国书画界难得的传奇：老师不再蒙尘，实至名归位列新安画派大师之列;学生青出于蓝，与老师先后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丛书，并次第在国家重点美术馆举展。

　　热爱，是何等神奇的种子!它激发的执著和坚忍总会让冰霜消融黑暗隐退;人性，是何等的光辉!它唤醒的善良和仁义总会让丑恶遁形祸殃远去。黄叶村老师的自嘲诗“能受天难真铁汉”，也真真切切地应验在他学生汪友农身上了。

　　小路盘到峰顶上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名家中，泾渭分明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吴昌硕、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为代表的学院派，他们大都出身殷实之家，长期生活在都市并拥有名校教授的身份，他们走在大道上，拜的是名师，教的是名校，上有名师罩着，下有贤弟子捧着;一类是齐白石、蒋兆和、陈子庄、黄秋园、王憨山、黄叶村为代表的江湖派，他们大都出身贫苦或家道中落之家，长期生活在小城小镇甚至乡村，并多有被歧视的身份，他们走在小路上，无所依凭，唯有青灯孤月相伴，坚忍耐烦相守。走在大道上的画家和走在小路上的画家，如果能幸运地抵达峰顶，就不会有画品的高下之分，法意的强弱之辨。但有些东西因为阅历、心境和趣味，两类画家总有若隐若现的差异性显露出来。

　　汪友农无疑归属于走在小路上的画家.

　　他的人物画有着高贵的单纯。即使是早期作品，即使贴着特殊年代的政治标签，《哺育》《重任在肩》等创作中，人物形态的自然与生动，色彩的明净与逼真，构图的简单与合理，都与时代风貌相对应。而代表作《稻是公家的》之所以获得著名画家赖少其及徐悲鸿的高足杨建候等的激赏，得力于画面动人、形象亲切之外，更得力特殊时代儿童的心理与动物(鹅)的心理形成的张力。那种高贵的单纯，正如“少女可以为失去爱情而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失去金钱而歌唱”经典美学名言所言，是特殊的时代所赋予。画中的政治标签和思想表达就是汪友农特殊的“爱情”，永远不会变成“金钱”失去价值。

　　他的山水画有着静穆的伟大。山水画是汪友农先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画科，正因为他走在小路上，“他学习前人的范围比黄叶村广泛，包括古与今、‘南宗’与‘北宗’”(薛永年语)。这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这是九曲十八弯的水路，没有直抵法门的“终南捷径”。但是，他最好的山水画创作都是中晚年表现禅宗意趣、林泉风致的那些作品，像《山村古木》《云岭春早》《水清桥影》《独思》《牧童横笛》《吾放牛儿在云天》……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居碍反通，那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动中静意。在阅尽人间沧桑、世态炎凉之后，汪友农先生返璞归真，表达出真正的“一物我，合天人”的中国艺术精神。虚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汪友农先生融入自然、寄情山水、追求禅意的努力，让他的画境和谐起来，画意圆融起来。

　　汪友农先生既有疏密二体，又有水墨、浅绛、青绿、小青绿等各种画法，无论哪种画法，他运用起来都得心应手，意到笔随。但技法于他只是一种手段，如同乡黄宾虹所言：“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法备而法自备。”他信笔写来，随意点染，这些山就如飞如跑、如坐如立，又如歌如舞、如诉如泣，一丘一壑好像注入了生命，一线一点、一皴一擦都在呼吸运动。他在后期的很多作品中，都力图用创新的勾云法将云气与云水从天地间连成一体，让它在形象上成为新安山水的主角。结体深重的山和勾画灵动的云，既在山水意境上别开生面，又让画中有了自我。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孜孜追求的“云山有我”的境界，汪友农先生竟从“小路”盘到了“峰顶上、云天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关于他的花鸟画，关于他的书法和诗词，薛永年、孙克等名家都有中肯的好评，我不必狗尾续貂。我只想录下汪友农先生的自况诗：“一更腹中孕初稿，二更三更情丝搅，谁诗写到四更黑?我画破茧五更晓。”听诗入眠，见画出尘。焚膏继晷，无怨无悔。这就是汪友农先生的人生，这也是汪友农先生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