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作为退休后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为的是自娱，调整良好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对先前学术研究的反思，想亲自体验画家创作的甘苦。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提倡实践美术史的观点，意在把注意力牢牢盯住绘画本身，关注绘画创作，史论系教师几乎人人都不忘从事实践。我退休后画画，与专业画家那种深思熟虑、惨淡经营的态度不同，完全是一种休闲心态，更多的是文人式的体悟，不拘小节，不强求专业画的严谨，可谓游心于艺，享受画画过程的快感。

　　鉴于此，我更多选择的题材是风景。因为风景更具观赏性，更亲近观众，有游心于艺的感觉。风景既有悦目的对象，又不必拘泥于逼肖具体对象，不求切似，可以随意处理，能削弱造型的掣肘，能自由整合，如山水画那样，可以寓情于其中。风景的入画特性更具绘画性，利于探讨艺术形式等本体问题。

　　史论研究中，我结识了许多画家教授，有利于转益多师。例如，黄阿忠对色彩的驾驭，对绘画性的掌控;尹呈忠画中那种古典的稳重和历史感;阮祖隆镶嵌般的装饰技术;萧素红对未来学、人类学大课题的思考，她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赵志文社会学的率直的批判眼光。

　　绘画和研究是可以互补的，通过自己实践，我对有些画家的画论有了深切的理解，那种专业的话语倘若不放到绘画的语境中，有时是很难搞明白它的真实含义的。

　　我认为，美术学院的史论系更应该以作品为研究中心，了解艺术家创作的甘苦，经过实践认知才能掌握话语权。如果与作品和创作隔得太远，埋首于整理史料、文献、考据，会让人感到有隔靴搔痒之憾，更难引起美院其他专业师生的兴趣和认同。同时，艺术家也需要关注理论，这并不是说要求他们必须读完多少本书，像史论家准备写论文那样，而是希望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的意识。潘天寿先生早年教中国画时，就发现如果没有历史知识的贯穿，学生在学习时会抓不到点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难以弄清绘画的来龙去脉，所以他一边教画，一边整理编写中国绘画史教材，给学生讲画史。

　　我画油画之外，也画了些水彩。水彩只是绘画的一种材料、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观念去驾驭它，观念决定形态。除了油画和国画，水彩还跟设计、建筑等行当相通。相对来说，水彩是一种开放的体系。以往，我们按照材料来划分绘画门类是一种保守、固步自封的做法，我反对继续这种行会式的划分。当年，潘天寿先生强调国画要与西画拉开距离，这是在两种文化势力处于不均等，特别是，西画处于强势而国画处于弱势的情境下提出来的，有一种民族危机感。但是，在当下经过多年开放的环境中，国人自信心已空前提升。我们的绘画不再需要隔离保护，它已有强大的张力和同化能力。绘画可以传统一点，也可开放一点，可以洋一点，也可以土一点，其实现在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是想要行会式的划分，也不大容易分清了，追求语言的纯粹、血统的纯正已经很不现实。

　　相对来说，水彩画家较少有主题性、重大题材的压力。先前那种大画种、小画种的区分，使得水彩画家一度比较沮丧，感到被边缘化了。改革开放到现在，这种观念渐渐消解。另外，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材料的革新，水彩画家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突破，逐渐形成了跟油画并驾齐驱的局面，甚至在国外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因为水彩画家从一开始就很轻松，没有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因而没有油画家那么沉重的负担。我个人比较看重这种心态，不管画油画还是画水彩，不去锁定太高远的目标，只是率性而为，自己画得放松，别人看了也会觉得轻松。这是比较适合我的选择。至于今后，我会延续先前的路，引入更多有内涵的主题，朝更具个性的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