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克鼎　西周孝王时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小克鼎拓片

　　今天我们讨论篆刻钤印，通常会从“印”的概念入手。印封泥、印纸张、印绢帛，印一份文件，都叫“印”。“印”既是一个动作、过程;又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待到成为“印刷”，则化身千万——产生了现代意义上大规模复制的涵义。

　　上古时代出土的陶器，已经可见出“印”的复制转印意识。彩陶上有刻符，以陕西半坡陶文、山东大汶口陶文为标志，在刻画符号(准文字)出现的同时，陶罐陶盆上有许多交叉纹、绳纹、席纹出现。这些纹式非常简单而雷同，应该是用同一个纹样模子在盆盘瓶罐上反复排列环绕周围而成——今天看起来是图案，上古时人只是为了好看装饰，而纹样模子或木或陶或石，在出土文物中多称“陶拍”：在陶器土坯土胎上逐段逐行拍过去、连续重复而成。这，就是中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印”的行为，今天看来，它是非常美术化的。

　　陶拍上的纹样，要经过哪怕是最简单的刻画与雕刻。这样才能重复与复制。上古陶文的“印”，从简单到复杂，发展为雕刻、钤印、捺印、墨拓(拓印)、刷印等技术形态，构成了一个丰富成熟的“印”的王国。其中，钤印是印章篆刻;捺印是普通符号用具的标志;拓印是碑帖造像砖瓦镜铭的墨拓;刷印则是木版画、织物、书籍版刻的复制过程等等。它的特点，一是可重复复制，二是可大批量制造，三是纹饰文字图像还应该有正反的概念，如钤印是刻反钤正，但刷印、拓印则是刻正印正。

　　最早的彩陶纹样如绳纹是由“陶拍”拍成。“陶拍”先刻反，拍出纹样效果是正。古玺印章钤于竹木简捆扎绳上的封泥，亦是如此：印刻是反，封泥墨拓是正。从彩陶上由陶拍连续拍出相同的纹样的做法开始，后世的做法更变本加厉。如著名的青铜器西周的《小克鼎》、战国时的《秦公簋》，从墨拓上看，每个字的排列略有不整，且都有明显的方格字框痕迹，貌似是用字模一个个独立铸好、再列序凑齐后统一浇铸而成，虽然不是同一文字的反复，但先有模再行铸，却与陶拍、捺印钤印的原理相同。陶器家族中也有例证：1963年山东邹县出土秦始皇诏陶量(一种量衡容器)，陶量外壁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40字诏书，整篇以多枚印章连续押(捺)印而成，这是“印”取复制义的典范例子。

　　秦碣汉碑，立德立功立言，大多数是表彰先贤先祖与记载家族人物史迹，但在庞大的两汉石刻群中，“石经”的出现却是一个例外，汉《熹平石经》传为蔡邕所书，传的是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树在洛阳太学，以供文人学子校正各种可能讹误的抄本，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至于魏正始《三体石经》，以古文、篆、隶逐字对照排列，更有校正字体、规范书写的功能。当然，能够到洛阳太学石刻前直接抄写石经经文的机会，不是人人会有的，于是，通过墨拓技术使之为复制典籍服务，便成了“印”的又一种在后世最广泛普及通用的技术呈现。求学术，正文字也好;传播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的书体之美书写之美也好，都不得不有赖于这个“印”的墨拓、印拓的技术手段。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在很早时候就呈现为一个充分的“印”的过程。不像西方在四百多年前，印刷术才大盛，在它们古代，都是用羊皮纸卷抄写经文的。但中国从殷商先秦以来，印章封泥之“印”、石刻墨拓之“印”、佛像图形之“印”、木版套画之“印”，一直到古籍印刷而且还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甚至还有泥活字、铜活字、木活字直到今天铅活字之“印”……一个“印”字足以构成一个巨大无垠的世界。在此中，重复、复制技术的发达，作为必需的物质技术支撑点，构筑起了一座宏伟的中国文明的大厦。

　　落实到我们关心的收藏、鉴定、拍卖上来，正是这个“印”的存在，我们才会关注古代印章如古铜印的真伪、“皇帝之玺”封泥与所谓传国御玺龙凤鸟篆的关系、明清篆刻如文彭存世作品的真伪、考证集古印谱最早为哪一部;推而及之汉碑的宋拓明拓、定武《兰亭序》的“五字不损本”缘由，《龙门造像记》的五十品与二十品的关系，《瘗鹤铭》水前本的判断标准，汉石经的经典定位作用与清人刻《十三经》，《正始三体石经》拓本与古代字书、字典与“正文字运动”、宋初《淳化阁帖》的枣木版与后来刻帖的石板，“帖学”与墨拓;再就是唐武则天时的单张刻佛像拓印实物为印刷之始、868年刊印的最早的 《金刚经》卷子、文献记载五代冯道等刻九经，宋椠元刊与古籍鉴定、明代《永乐大典》残本的考证、清代《四库全书》的抄本到民国《古今图书集成》的刊印，现代印刷术的大规模生产;还有就是图像印刷，从汉印肖形印、汉画像石墨拓，到唐代佛画单页印刷、再到明代小说插图称“绣像版”的现象，又如艺术家创作如陈洪绶《水浒叶子》、清代《芥子园画谱》刻了几版等等，再到清季照相制板珂罗版黑白印刷……在这些粗粗划出的领域中，只凭一个“印”字，就有多少收藏故事可叙说?有多少鉴定公案要裁决?有多少拍卖业绩可提示?多少人间是非恩怨、聚散无常，赖此“印”字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