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术创作中“庸俗”概念的理论阐释，我们可以回到美国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文本《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在文中，格林伯格将以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视作当下艺术创作中最为前卫的手法与形式，而与之相对的，流行于底层阶级的通俗文化、商业包装、广告图像与大众传媒，便被归入“庸俗”的范畴。格林伯格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是显而易见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即前卫与庸俗的对立、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乃至体制内外的对立等等。而其对于精英与大众的严格区分，一方面在艺术界束缚了自由的创作与实践的更新，使得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均走入了强调抽象与媒介的死胡同，也让艺术史的演进与写作难以为继;而另一方面，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视域中，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同样成为现代主义的思想禁锢，无力再去面对当下的现实与消费的时代。而波普艺术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应运而生，它以对于庸俗文化的研究与运用，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秩序的瓦解和冲破，开启了当代艺术去边界与多样化的进程。

　　裹挟着“庸俗”这一天然属性的波普艺术，产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但其影响却一直持续至今。我们可以在中西方当代艺术的诸多案例中，看到安迪·沃霍尔、利希滕斯坦的影子，而“劳森伯格在中国”的展览，同样再度引发观展的热潮。在今天，安迪·沃霍尔“成名十五分钟”的名言，早已从艺术界扩散到整个文化与社会领域，成为对于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写照，而紧随其后的艺术家，毋宁说国际知名的杰夫·昆斯或村上隆，即便在政治波普早已过去20余年的中国，围绕庸俗主题的兴趣仍然有增无减。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大环境中，尤其在很多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创作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始自波普主义的艺术面貌与创作趋势，如对于消费文化的亲近，对于庸俗内容的关注，与对于娱乐主题的兴趣。漫步于798等当代艺术展馆，我们经常会遭遇将展厅包装成游戏厅或夜店包间的现场，目睹踩在色情与道德边缘的行为表演，以及在新媒体与影像艺术中对于恶趣味题材的沉迷。如果说波普艺术以对庸俗文化的严肃处理著称，那么在这里，这样的“庸俗”显然已滑入“低俗”的陷阱。

　　在今天，了解与学习艺术的相关知识，尤其是研究艺术史的来龙去脉，带给我们最为可贵的启示，便是将艺术作品与相关流派，置入历史语境来考察其价值。波普艺术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它恰恰身处现代主义的窘境与后现代文化兴起的缝隙之间，而倘若抽离这一语境，单只谈论庸俗文化本身的价值，便违背了艺术本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安迪·沃霍尔的伟大，在于其所身处的时代，坎贝尔汤罐头的意义，在于它被创作的时间节点，而时至今日，剥落了这一语境的汤罐头，也只能成为超市货架上的待沽商品。

　　实际上，即便在波普艺术流行的年代，哲学家与艺术理论家也不断关注着文化与艺术在“庸俗”与“低俗”之间的摇摆，就此我们可以举出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至《娱乐至死》《乌合之众》《美丽新世界》等众多理论、文学与艺术作品的例子。具备批判精神的理论写作与艺术创作，在波普艺术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之后，随即捕捉到矫枉过正的极端危险，敏锐察觉到诸众对于庸俗与娱乐的沉沦，极易坠入低俗与堕落的深渊。而面对这样具有理论穿透力的预见，在我们今天回看当代艺术时，同样值得警醒。

　　当然，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我们并非否认庸俗与大众题材在艺术创作中的必要存在，亦非主张艺术的创作应该罔顾当下，而一味回望古老逝去的语言，就像在消费文化与破碎现实中，仍排斥波普艺术，固守抽象语言的格林伯格主义者。如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所言，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所带来的艺术终结，并非意味着艺术无法再向前发展，而是说，当作为理论家的他看到艺术在形式与观念之间，在传统与前卫之间，在抽象与具象之间，已然实践了其所能实践的所有技法与语言，从此之后，艺术便再不会束缚在任何一种教条与规范之中，而可以自由地采纳任何手法、显示任何面貌，在跨学科的各个领域彰显其去除边界、知识生产的文化价值。

　　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之“当代性”，正是以此为核心议题所展开的讨论：当艺术走过了现代主义的抽象极端，又在波普艺术的庸俗主题前被当头棒喝，此后的艺术便可以挣脱枷锁，自由地采纳抽象或具象、挪用或原创的语言，也即在两级之间不断游走与博弈，不断保持着运动，保持着鲜活的创造性。而就此来说，当代艺术在今天，倘若继续走在波普艺术的遗产与60年代的老路，也便将庸俗的概念偷换成了低俗与媚俗，将波普艺术特定的历史意义，局限在了与现代主义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并最终在艺术史的演进逻辑面前，丧失了当下的价值与未来的可能。这便是通过对“庸俗”与“低俗”的概念考察与历史回溯，所能为当下美术创作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