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艺术顾问的典范伯纳德·贝伦森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艺术顾问赫勒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VIP日的购物经历：他一天差不多买了40件作品。他帮六个华尔街的金融业经理管理藏品，都是亿万富翁，其中就包括科恩。

　　赫勒从博览会开始之前一个半月就开始准备，办公室的四个工作人员从早忙到晚，每天打电话、搜集信息、整理资料，然后发给客户，直到博览会VIP之日的上午才确定了最终购买清单。于是赫勒就在博览会上楼上楼下的跑，亲自去展位上看作品，买作品，因为他都要亲眼看了作品，确定了实物和图片一样好才可以。他今天买的作品中就包括一幅村上隆的油画，在博览会中不太多见的上乘的油画，很多人都看上了，却没买到。

　　作为一位资深的艺术顾问，赫勒不仅得到了丰厚的收入，而且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说：“钱只是副产品，更重要的是我帮助别人建立了一个有体系的收藏，我很欣慰。”

　　这是萨拉·桑顿在《艺术世界里的7天》里对艺术顾问职业的描述，而这一职业在真实的艺术世界里又是怎样的呢?去年，艾米·卡佩拉佐(AmyCappellazzo)不再继续担任佳士得战后与当代艺术部主席这个位高权重的职位，成为一名私人艺术顾问，很快她就安排了若干重要交易，比如佳士得以8200万美元成交的一幅罗斯科的画作。同样，托拜厄斯·迈耶(TobiasMeyer)曾是苏富比帝王般的头号拍卖师，前两年他离开了拍卖台，当上了艺术顾问。盖伊·班尼特(GuyBennett)曾是佳士得的顶级专家，如今成了卡塔尔博物馆及其女馆长的艺术顾问。在西方的艺术市场中，艺术顾问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炙手可热。

　　“这在中国来说，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艺术市场中，这一角色近来不断被讨论，却依然并没有专职的艺术顾问这一职业。“这在中国来说，才刚刚开始。”原世纪翰墨画廊创始人林松说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行业里的“艺术顾问”。

　　如今，林松的主要工作场所不再是798，而在北京二环边的雍和宫附近，只是偶尔会选择一天到798，把需要在附近解决的事情、要见的人都凑在一起，事情忙完了、人见完了，再赶回城里。最近一次，他与朋友约在了798的亦安画廊——又一家要离开的画廊。显然，798已经不再是林松经营世纪翰墨那个时代的798了。

世纪翰墨画廊，于2012年撤出798

林松

　　1997年，林松创立世纪翰墨，成功推出了夏俊娜、季大纯、彭斯等艺术家，还曾经被业界称作是“青年艺术家的梦工厂”;2012年，因为798的3818库涨房租事件，世纪翰墨撤离798。

　　“因为我是开画廊出身，还算幸运，早期推出了夏俊娜、尹朝阳、季大纯，再后来推出了彭斯，包括站台中国推出几位艺术家，还算是整个市场觉醒之前本土画廊推出的成功案例。”谈到世纪翰墨早期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贡献，林松透露出了些许成就感，艺术家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语言表达，以及市场的认可，凸显出了世纪翰墨画廊的选择。

　　不再是画廊主了，林松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角色更偏向于“经纪人”或“艺术顾问”。作为艺术顾问的个体，和画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自己的经验中，林松认为画廊因为有自己的空间，需要坚持画廊的风格、定位和经营理念，会像一个品牌的专卖店一样个性鲜明，从而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品牌形象力。但是艺术顾问却不是单纯的面对一种风格的艺术家，在合作艺术家方面可能更杂一些，也要面对更多的诉求。

夏俊娜作品

　　在画廊延续下来的合作艺术家之外，林松也在陆续增加新的年轻艺术家名单，包括徐赫、彭伟衡等;同时，林松的视野也开始延伸至一些老艺术家，例如画水彩的刘运生、画油画的颜文樑等，“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的主要经营方向，但却是一个课题。”林松看到了不少老艺术家们存在被市场忽略的价值，当有人委托他这方面的业务时，他也就去追寻和研究，于是，林松自己也在收藏老油画，他说自己是“卖当代艺术买老油画”。

　　“格局不一样了”，林松说：“除了懂得艺术专业以外，还能够看真假或者有点儿判断，对市场变化、金融、资本都要接触，否则没有办法发生对话，更可能有很多艺术顾问需要去全球采购。”职业对于艺术顾问的要求也更杂、更广泛一些，就像林松如今的朋友圈里，就有为比尔盖茨买艺术品的朋友。与画廊不同，与拍卖也不同，用林松的话说：“拍卖是去争，而顾问则是去砍。”

　　一方面是身份的转换，另一方面也是时代背景的变化，林松意识到信息沟通的国际化，让中国成为世界版图中的一部分，艺术家打擂不再是跟中国同龄艺术家打擂，而是个世界艺术家打擂。“我需要用更国际化的眼光和更国际化的标准来要求我所看到的艺术，世界同龄的艺术家比你画的好，但是还便宜，除了西方的年轻人之外，还有我们旁边的韩国和日本画家，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为艺术家，也为我们这样角色的人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林松表示，当未来的业务量开始增多时，自己打算建立自己的顾问团队。

季大纯作品

　　在他看来，艺术顾问的角色在国内并不是专职的，如今的经济背景之下，很多画廊主也在充当着艺术顾问和经纪人的角色，赚到的部分资金来支持画廊的运营，这也是画廊无奈的现状。林松说，国内的艺术市场成熟度就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行业里艺术顾问的身份并没有像国外那样明确，甚至都是专业的顾问工作团队。目前来看，中国依然以私人顾问的角色占多数，尤其是一个大的美术馆和收藏家周围往往身边聚集着几个专业的鉴定家和业内朋友，给他做展览之外也提供行业咨询。从画廊主到艺术顾问，林松的身份也从公众视野转向个人化，他对艺术行业的参与一直有目共睹。

　　这就是当前中国当代艺术行业里艺术顾问的主要组成，他们大多是十多年来一直参与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见证了当代艺术市场跌宕起伏的的画廊主、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包括董梦阳、伍劲等业内专家都或多或少充当着艺术顾问的角色。伍劲更是从2005年至2010年阶段，集中以艺术顾问、经纪人的身份为藏家提供顾问服务、推荐作品、判断价格，从而在当时也被冠以“中国顶尖的当代经纪人”之称，2011年之后则开始正式经营画廊。

　　一位艺术顾问的成长史

　　2001年，北京已经有了艺术市场，却跟年轻人没什么关系。70后的莫伟康是香港人，2000年第一次来北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要让陈丹青看看我的画。”不懂国语的他跟着旅行团到了北京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留下来，于是就真的留在了北京，考美院，学艺术，也结实了一帮艺术家朋友，包括李松松、崔国泰、翁云鹏。

　　那时莫伟康的生活并不富裕，他每年要有半年时间回香港工作，赚够了生活费之后，再来北京呆半年。“在香港周末不上班，没啥事儿，我就去逛画廊。”2001年的香港，刚刚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直接影响了画廊业的生存，莫伟康说：“当时香港能数的出来跟当代有点儿关系的也就像汉雅轩、少励画廊等，十家不到，画廊老板们也不像现在这么忙，我就逛画廊，找他们聊天。”聊天的时候，莫伟康就带上北京几位艺术家朋友的作品照片，顺便看看能不能做展览，他回忆道：“那会儿还没什么艺术市场，像李松松跟我说他的画不会有人买的，但他就坚持这么画;我就坚持去跑。那年，我拿着松松的画去汉雅轩，正好张颂仁先生在，那会儿还能闲着跟我聊天，他还说我一个香港人到中央美院学画画，不容易。但是他说：你都知道现在艺术市场不太好，以后一定给李松松做展览。”莫伟康直到现在都经常说张颂仁对于香港画廊业的重要性，那时他拿着李松松的作品每一家画廊介绍，都说不行，只有张颂仁说行，但是只是当时条件有限没办法当即做展览。

　　在北京的时间里，莫伟康则会逛798，那时候香港对798的理解也并不多，他就每隔两个礼拜就拍点儿北京画廊的照片发个电邮告诉香港的画廊朋友们，最近自己看了什么展览，看到了怎么样的作品。这就是2001年到2004年莫伟康在京港两地的主要生活。

李松松早期油画作品《但愿人长久》

　　真正能做成事儿，是在2004年。“这个阶段其实在做的就是类似于顾问的事儿，从白跑到开始有回报是2004年，那一年经济回暖，张颂仁主动找到我，说那个李松松我们要做展览。就这样在同年的8月下旬，汉雅轩举办了“盛夏五人展”，参展艺术家包括莫伟康推荐的北京的李松松和广州的沈瑞筠，其他的三位艺术家则是香港的董葭、区凯琳、关尚智。张颂仁当时将整个展览的作品全部买断，其中包括五六张尺寸在三四米左右的大画，虽然这些作品在如今看来价格已经上涨了30-40倍，但在当时依然属于一大笔钱，由此可见张颂仁在当时的经济实力那时已经很雄厚了。

　　不仅是香港的艺术市场复苏，北京的艺术市场也上来了。在北京，N12成员里的王光乐和仇晓飞已经找到了稳定的画廊合作，于是莫伟康就将其他的包括宋琨、马延红等艺术家也慢慢介绍到香港。随着促成的展览开始多起来，有的朋友跟莫伟康说：“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你应该收一点佣金。”

　　涉及到金钱与交易，莫伟康开始慢慢认为这是自己的一项工作，继续找一些画廊和藏家买作品;他还把自己熟悉的艺术家资料在电脑里进行建档，他的电脑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文件夹，把艺术家按照男女、年龄划分开来，把艺术家充足的资料放进文件夹，十多年来形成了他自己的数据库。

　　电脑里的无数文件夹，让莫伟康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从神奇的艺术市场到垮掉的艺术市场，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讲述2005、2006年的市场好到什么程度：“我跟画廊老板吃了一顿午饭，吃完午饭，我挣了30多万。我突然意识到钱是这么好赚的吗?因为我在这之前上班，一个月从最早的七八千到后面的接近两万，而且都是晚上十点下班的。”

　　那样疯狂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莫伟康在十几年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观察，因为自己也是艺术家，所以他对绘画有着特殊的敏感性。这些年来他向画廊和藏家推荐的艺术家大部分都能赢得市场的关注度，包括李松松、王海洋、陈飞等。虽然近一两年来市场发展趋于平淡，但让莫伟康来说体会深刻的是近两年来80后藏家或富二代、藏二代、藏三代开始崛起，并成为青年艺术家的收藏主力，他们也开始接受西方的收藏方式，例如请艺术顾问来帮他们梳理藏品体系、向顾问征询意见哪些藏品需要出手或者调整等。他还受邀策划了首届艺术澳门，并为澳门视觉艺术产业协会推广艺术家。

　　在跟雅昌艺术网记者聊起“艺术顾问”的身份时，他说自己作为“顾问”身份是很“个人化的”，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艺术+”，因为他画画，也策展，同时也为艺术家和藏家作顾问。说到顾问的职责，他开玩笑的说：“顾问比较简单的说就是跟大家分析行情，说得不好听一点儿，顾问这个角色是不需要负责任的角色，因为他不需要下决定，下决定的是艺术家和藏家或者机构，所以这样的角色还是挺逗的。”

　　对艺术家和藏家的双向负责

　　那艺术顾问是否要应该向艺术家提出某些要求呢?在林松看来，在以艺术的创作为前提之下，可以给艺术家提供合理化的建议，此时，顾问所代表的是外部世界与艺术家个体之间接触的触角。“当然要以艺术为前提，不能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艺术家个人的本性，很多艺术家都会接受部分意见。但是也有艺术家会对此很反感，当然我认为强扭的瓜不甜。好的顾问就是既遵循艺术家创作，又结合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因为当下的艺术家已经不再是完全封闭的创作了，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市场反馈。”林松说。

　　莫伟康作为澳门艺术家吴少英的艺术顾问是从2009年开始的，最初莫伟康只是介绍藏家和画廊给艺术家认识，自己也在不断了解和观察这位艺术家的创作。直到2012年，他开始把吴少英介绍到香港的方由美術举办吴少英在香港的首次个展，展开了二人的频繁合作。

吴少英水墨作品

　　艺术家吴少英是创作当代水墨的艺术家，她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到，居住在北京的澳门艺术家很少，自己来到北京之后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也不知道北京的艺术圈是怎样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遇到一位默契的艺术顾问其实并不容易，她说：“我们除了画廊和藏家的买卖之外，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谈作品，我有什么想法会跟他聊;他会告诉我美院是怎样的，市场是怎样的，其实作为不了解外界的艺术家来说，我自认为我还是很想了解一些，我觉得艺术家还是需要的，当然也不一定每一位艺术家都会碰到谈得来的顾问。”

　　“早期我的作品是乌漆嘛黑的，伟康的最大好处是他也画画，也看过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他的角度还比较客观。他会直接告诉我说，你的作品这么黑，很难卖唉。他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加一点颜色?比如加一点红色。我说红色怎么加呢?很难，就是想不通，想了好几年，才想通，你可以看到我最近两年的作品加了淡淡的颜色。”吴少英说。莫伟康认为，自己这个顾问的身份相对于其他顾问来说更多的是针对艺术家的顾问，他说自己拿着艺术家的作品去跟画廊、藏家沟通，画廊藏家所给的反馈他再反馈给艺术家，看艺术家愿意不愿意调整，“比如有些艺术家不愿意妥协，我也很尊重这样的艺术家，他可能会在其他人那里遇到认同他的人。”顾问与艺术家，就是这样的关系。

　　同样，顾问也需要对藏家和艺术机构负责。林松以自己的经验谈到，藏品买方会有各种不同的诉求，每家都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完全不同艺术，让顾问选择方向，选择买一位艺术家还是买某种创作风格，此时的顾问则是一个总体策划者。而有的藏家则有自己的明确选择，例如他喜欢抽象艺术，或者喜欢有中国意境的当代艺术，这就需要顾问具有强大的艺术资源。“顾问要看到艺术风格的发展和前瞻性，同样考验人的知识储备和资源，当然艺术品的鉴赏和评估能力也不能缺乏，例如齐白石的画，有的能卖上亿，但有的也就卖七八十万。”

　　如同以上几位所谈到的，艺术顾问理应对艺术家和藏家、艺术机构双向负责。在西方的艺术市场里，关于艺术顾问这一职业已经建立“专业艺术顾问协会”，并不能准确统计出艺术顾问群体的数量。中国当代艺术顾问更是如此，对于顾问的具体数字并没有统计，有人说真正能够称得上是艺术顾问的不到10人。也有人说，当下的市场中不少交易商和投机者也充当在顾问的队伍里，这给艺术市场带来了更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更多新藏家进入艺术市场，伴随着大量艺术机构的建立和艺术家数量的增加，势必增加了对艺术顾问的需求;另一方面“掮客”类的投资商们却也因为利益而浑水摸鱼充斥在其中，成事者与搅局者的共存给这个并不透明的市场更增加了几分浑浊。林松感慨说：“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经历了长时间的积累和经验，也经历了市场的火爆和低谷，还能留在这个行业里的，已经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