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研究是门专门的学问，直而言之，它就是历史学研究。如同任何学问一样，它具有学问研究的独立性、纯粹性，从研究者个人而言，它还因为有探究历史奥秘的特点而具备研究的强烈趣味性和随之而来的主观个性。从某种角度上看，正是对无数历史奥秘的好奇，支撑着历史研究者探秘的热情。史学界伟大的史学家，实则都是在满足极强烈好奇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伟大”而成的。满足好奇心，几乎是成就一切大学问家的绝对条件，而大学问家，大多都是因为好奇心得到一个又一个的满足而“被”伟大出来的。

　　学问研究具有独立性和纯粹性，学问研究的市场运用，则属于研究之外的附属性质。二者决不可混淆一气。即使是与市场联系异常紧密的经济学，也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尽管经济学的运用价值极大，但学术领域中不会出现如实用经济学一类庸俗的伪学问分科，亦如数学的纯粹及应用之无所不到，却无应用数学的分科一样。尽管有营销一类学问在，但肯定不该在经济学内。在美术史研究领域，似乎在出现应用美术史研究一类学科分类。一些美术史研究者顶着学者名分，却弃研究而事营销，从事策划拍卖经营之主业。即使承认策划管理是门学问，但此类学科当是与美术史研究本体无关的另类学科，此类学者亦转行为另类的学者，不必纳入美术史学的研究与讨论之中。这应当是个常识。

　　何以又会有混淆二者的区别呢?因为美术本身实在太火了!在市场上就算不去比齐白石、张大千们一幅四亿、两亿的画价，而有位画风平平的崔先生是大家都可以去比比的吧?在人家随手一画都可卖价过亿且马上就潇洒捐赠而出的年代，你叫艺术学子连同他们的师傅们个个都要心静如水安坐书斋弄他的个人兴趣，不啻要凡夫俗子们接受如柳下惠“坐怀不乱”之严酷考验!故画画与卖画的专业要火，也十分正常。但这就要美术史学子连同其师傅们得有个专业抉择，你要的究竟是经济学还是营销学?是兴趣还是财富?两者都是学问，一是基础研究，一是应用研究。对卖画感兴趣就不必主攻美术史专业，免得色迷心乱影响心境。

　　美术史研究最早肯定是中国。就算不记录有美术史资料的东晋顾恺之(346—407)《魏晋胜流画赞》，齐梁时代谢赫的《画品》(成书约532—552间)和陈朝姚最(532—602)《续画品》，就是唐代张彦远(815—875)的《历代名画记》，要算成是中国最早，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美术史也是当之无愧的。而西方历史上最早的美术史著作是《意大利艺苑名人传》。那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和建筑师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所著，已是我们明代中期了。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到西方去留学，有学美术史的。到西方去看看人家怎么做美术史当然是好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在普遍认为中国文化不仅落后且直接就该全部打倒的20世纪的中国，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一千多年前祖宗们传下来的中国美术史，当然也因为属于“封建”落后且不符合西方美术史的规范而被贬低乃至蔑视，弃若弊履。“中国根本就没有美术史研究，最多也只是史料罗列之类”留洋学者居高临下的宏论，把一些本就自惭形秽的中国学者更弄得灰头土脸!结果就是人们赶快去翻译西方的美术史及其方法论的著作，以振救这个不争气的中国专业!那能翻译几本呢?能翻几本是几本，莘莘学子们呢，也就能看几本是几本，且普遍认为他们看到的这几本就已是西方美术史理论的全部，至少都是最权威著作，他们所能读到的作者个个都是西方美术史论的泰斗!我们读今天青年学者们的文章，文章中总是东一句西一句盲人摸象般的洋引文，发言时也必须不时夹杂一些毫无必要的英语单词——以此显示他的全球化视野和“现代”乃至“当代”学者的胸襟。

　　世界上有很多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五千年中国文明也有自成一格的文化体系。属于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中国美术史也有自成一体的系统，包括思维方式、写作体例、语言规范、范畴运用……这些都与西方美术史大相径庭。但在一味贬低中国文化的狂潮之中，我们很少有人研究过历代中国美术史写作的特点，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至今没有成规模成系统的中国美术史学史，连这方面的论文都不多!既然对中国自己的美术史如此缺乏研究，你有何根据去批评什么?蔑视什么呢?

　　中国有自己的史学方法论和治学传统。中国最早的美术史著述《历代名画记》就包含了绘画的功能、绘画的标准、绘画的风格、绘画的门类、绘画的收藏、绘画的承传、绘画的理论、绘画的市场、绘画的工具与材料，乃至绘画的装裱题跋，当然，更有作为主体的美术家与作品的综合性记载与论述，并以此形成惯例深刻影响后世的美术史写作。这哪里只是材料的汇编!我们要研究中国美术史，必须了解中国美术史的传统，了解史学史的内容，了解古代的文化思潮，你当然还必须懂得古文字古汉语及其用法流变(今天的美术史硕、博士考试是可以不懂古汉语，却必须懂风马牛不相干的英语!)，甚至还必须懂得中国美学范畴史(例如“气韵”在齐梁时与明清用法就不一样，明代与清代用法也有区别)，乃至版本校刊和考据之学……这繁琐而又复杂的一套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岂容无知狂妄之徒随意贬损!

　　美术史与思潮史的关系，似乎没受到同行们的特别关注。对个案研究的兴趣成了今天美术史研究的主流。在个案研究中，个人和事件被放在电子显微镜中考察得一清二楚。当这些被清晰解析的微观世界展示出普通视野里根本看不到的奇特镜像之时，引来的是一片喝采。但人们在观看这些微观镜像之时，却往往忘记了我们何以要把这些镜像放在显微镜下去观看。亦如病毒在肆虐杀人之时，我们放大成千倍以弄清该病毒之究竟，肯定不是为了欣赏它的奇特。微观的视角必须放在文化史、思潮史乃至生活史、经济史、交通史或其他相关专题史中去综合观照与分析。如果没有中唐禅宗的崛起，就不会有以王维为标志的水墨文人画的出现;没有晚明的人文思潮和狂禅倾向，你会只以为徐渭的大写意是其颠狂个性之使然;同样，你如果不知道清代有个“经世致用”思潮，你会认为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因为他这人心肠太好……可见微观研究当然重要，也需要本事，但宏观的文化视野也决不可缺席。

　　我们当然欢迎西方乃至全球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但首先必须先弄清自己的家底。能懂得自己的传统，才可以确定学习与借鉴的立场、原则与标准。以西方之图像学为例。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在美术史研究中大量运用文献，而图像只能是文字性描述，至多只能是雕版效果。今天技术条件的进步，直接引入图像作为研究手段当然更为方便有力。但如孤立地分析图像，不结合中国自己的研究方式，也难免南辕北辙。我曾亲眼看到国外某著名中国美术史学者通过图像的细致分析比较，一口认定清初南京的龚贤画山借鉴了伊斯坦布尔某修道院的绘画，满场同行可谓举座皆惊!看来，把自己的东西先弄通，再选择借鉴国外的长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