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发展至今，中外皆然，大体上经历了原始、古典、现代、当代(后现代)四个阶段，它们互为渗透而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性质绝然不同。就像一个苹果一面红一面绿，红绿没有明确的界限，但红和绿绝对不是同一种颜色。

　　以中国书画而论，原始文化，处于混沌蒙昧之中，犹如散兵游勇，急需有一个人物出来领军，却没有这样的人物。从上古到两汉，彩陶饰绘，青铜铭刻，画像石刻，碑版摩崖，留下了大量的名迹，但我们却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是为无名的美术史。其通天尽人、古拙朴茂，自有其妙处，值得后世借鉴取法，但从书画艺术本身而言，还没有独立、成熟，而是作为巫术、礼教的道具。

　　魏晋以降，直至两宋，为古典文化，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使书画得到自觉的独立，书画家，得到自我的觉醒。王羲之、颜真卿、顾恺之、吴道子、黄筌、李成等等，一大批名家的出现，标程百代，美术史成为有名的美术史。且这个有名的美术史为共名的美术史，因为其他书画家，有名的也好，无名的也好，都是以他们为“体”、为“样”，学习之、效仿之。犹如韩信、郭汾阳、岳武穆登坛拜将，千军万马，号令森肃，归其统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书画的自觉独立”，并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宗教以外，而是认识到以书画独立的身份更好地配合社会、政治、宗教的“成教化、助人伦”。这个“书画家的自我觉醒”，也并不是自我于社会之上的超尘脱俗，而是认识到自我服务社会的责任之大。所以，这一时期的书画，如同马克思论古希腊的雕塑，是后世永远不可企及而永远景慕之的经典。

　　古典艺术以创造经典为目标，什么是经典?就是综合前代名家、大师之长为我所用而创造的可以成为当时、后世大多数人学习的典范，其影响普遍且长久，只要愿意学习它，都可以从中获益而取得“虽不能至”的成功。

　　元代相当于西方介于古典派和现代派之间的印象派，这里不作讨论。明清，尤其是中晚明以降，为现代文化，董其昌、四王相当于塞尚的构成主义，徐渭、石涛相当于凡高的表现主义，一大批有名的画家，主要表现为“我自用我法”的异名，而不再是追踪“体”、“样”的共名。犹如侠客独行，各有绝招，令狐冲的独孤九剑，田伯光的快刀，桃谷六仙的怪招，三山五岳，谁也统领不了谁。

　　这时“书画的独立”，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成为个人排遣寂寥、发泄孤愤、自标高雅的工具;而“书画家的自我觉醒”，也成为与众不同的个性而不是出类拔萃的经典。现代艺术以创造个性为目标，什么是个性?就是走别人没有走过而自己独辟出来的路而创造出来的，仅可为当时、后世少数人学习的榜样，其影响长久但不普通，即使你愿意学习它，却不是人人都能从中获益，大多数人学习了之后反而会沦于“荒谬绝伦”。

　　共名的典范因为注重共性，而适合人们长久地普遍学习，异名的榜样因为注重个性，所以只适合人们长久地个别去学，这个道理就像鲁男子的以礼设防，人人可学;柳下惠坐怀不乱，不可人人而学。龙伯高周谨端重，学之不得，犹为谨勑之士，刻鹄不成，尚类鹜也;杜季良豪侠好义，学之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画虎不成，反类狗也。今天大学的普招、特招，同此道理。

　　民国画坛，古典、现代的作风多元并存;新中国画坛，一度重回新古典。这里皆不分析。1980年代之后则进入当代(后现代)文化，有名的美术史由共名、异名变为变名。以杜尚为例，今天把小便池搬进展厅，明天不能再把大便池搬进展厅，而是给“蒙娜丽莎”加上几笔小胡子，不断否定前人，包括古典的经典和现代的个性，而且不断地否定昨天的自己。

　　犹如陈近南，既有武穆统帅三军的古典之能，又有侠客孤胆独行的现代之功，但什么事都做不成;而韦小宝不学无术，做什么事都能成功，而且是一不小心就成了大功。

　　以演唱作比喻，一代又一代人唱梅兰芳，这是古典;马玉涛一个人一辈子唱“马儿慢些走”，这是现代;流行歌手今天唱这几首别人没有唱过的出专辑，明天唱那几首自己没有唱过的出新专辑，引起大批粉丝的追捧，创造出的是时尚。当代艺术以创造时尚为目标，什么是时尚?

　　就是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这个东西在当时会引起大批人的追随，但普遍而不长久，不久即被人们遗忘，“冬天里的一把火”、“忐忑”之类是也，所谓“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正证明了当代艺术不同于经典之普通且长久，个性之不普遍而长久，而是时尚之普遍却不长久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