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批评家把批评的不景气，归因于批评缺少冒险的精神，只能跟在已有的作品及学术现象之后，做出无关痛痒的回应或描述。似乎不冒着敌人的炮火，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批评，都是批评的担当意识不够以及责任意识的缺位所致。

　　我们知道，只有有了风险，才可能冒险。那么，批评有风险吗?有。由于各种学案，所有从事学术批评的人都会明了，即使在古代，也有人会因为批评而失去生命。我们还知道，即使在法理明晰的当代，依然有人因为写作艺术批评而被告上法庭。但是，这能证明批评本身的危险吗?能证明从事批评的行为本身就必须要冒险才能有效吗?

　　不能。

　　古代学案中，因为批评文章而丧命的，不是因为批评本身是毒药，而是批评之外的各种社会元素是毒药。一句话，毒死批评家的，不是他所写作的批评文章而是其他的毒素。基于此，关于批评，应该倡导的，不是批评的冒险精神，而是学术精神之下的学术能力。在我看来，这种学术能力，除了必须的学理，还要包括规避所谓学术风险的能力。

　　在讨论“学术”这个概念时，葛剑雄先生认为应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人的“学”——学问、做学问的态度，甚至人品，当然也包括他的思想，这是“学”。什么是“术”呢?“术”就是怎么样把他的“学”转化为客观存在的，能够影响社会、能够传至后代，至少能够记录下来的这样一种产品。把抽象的“学”转化为具象的产品，是“术”。而“术”正是能力的具体外显方式。也正是在这里，批评首要的是能力，而不是所谓的、敢于冒风险的胆量。

　　我不完全赞同把学术作品称为产品。因为把“作品”置换为“产品”的说法，更容易让人想到工业生产的典型特征：自动化，流水线。而这些工业化特征，恰恰是学术研究需要避免的。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借助大数据，类似于阿尔法式的机器人，就如它曾在围棋比赛上战胜天才棋手那样，也能进行学术批评。但我还是相信批评的个体化与手工操作，不为别的，仅仅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手纹，就可以告诉我们，批评还是要有个人的体温。

　　但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当下，借用工业化的某个概念，来言说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未尝不可。也是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如葛先生所言那样，称学术作品为一种产品。在这一前提下，产品之为产品的检测线或说底线是什么?不同的专业会有不同的底线，于批评家言，“自圆其说”便是批评家之为批评家的一条底线。

　　我曾看过很多批评文章，故作姿态，比如本文讨论的话题，“批评是危险的，所以批评需要冒险”，就是最常见的一种。从传播学角度看，如此姿态，有着放大的惊奇，当然好。但就学术言，这般姿态，基本无意义。因为，其“自圆其说”的底线，很容易被击穿。毕竟，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冒险的，批评的质量也不是由是否冒险的姿态或行为而决定的。决定批评质量的只能是批评家是否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能力，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除了自圆其说，作为批评的文本，还必须成为文章本身。

　　批评家沈奇在和我讨论艺术批评时，一再强调古人高举的旗帜：文章千古事。他说，当古人喊出“文章千古事”的口号时，不意味着古人不主张西方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而是他们认为，世界是变易的，所有的“真”，包括所谓的“真理”，都不是永恒的，永远正确的。在他们心中，永恒的只是善与美。所以，文章写得是否美而不是真，便成了其是否可以创世的唯一理由。这也是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楼却写出《岳阳楼记》并传世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这篇并未求真的文章，范仲淹创造了自己的世纪。

　　经常看到有人讥笑“批评的无为”。其实，无为的不是批评，而是那些所谓的“批评”，没有成为“文章”意义上的文本——无文，也无章。基于此，我很欣赏诗人出身的批评家的批评文字，比如西川。引一段他谈论新诗写作中为何总有“焦虑”的话：“自中国新诗发轫至今，传统对于新诗写作的意义一直处于悬空状态。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对新诗写作是一个坐标，那么，没能使之放射出它本可以放射出的光芒，其责任既在诗人，也在学者。我注意到目前已经有少数学者正在努力使中国传统思想获得现代诠释，但就中国古典诗歌言，尚无人意识到使之获得现代诠释和现代复述的必要性，而这项工作在其他国家却始终在进行着。”短短的一段引文，当然算不上文章。但是，即使如此，西川已经在“文”和“章”两个方面，勾勒出了他《抹不去的焦虑——读张新颖〈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一文的整体形象。这种形象，就是我所期盼的批评形象。

　　在批评实践中，我回避真理式的言说方式与姿态，不是回避真诚本身。

　　之所以要回避真理式言说，是因为我们揭开真理的面纱时，真理已经不是真理。但我强调真诚，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审美式真诚。德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描绘一座花园，画作完成后，他发现自己把院中的一棵树忘画了。按常理，画家应该修改自己的画作。但事实是，他立刻拿起斧头，砍掉了那棵真实的树。表面上看，画家的作品是不真实的，而就艺术创作言，这却是真实之中的真实。对于画家马克斯·恩斯特来说，一棵已经视而不见的树，还有什么保存的必要吗?无独有偶，英国王尔德也说：“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据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

　　在马克斯·恩斯特虚幻而又真实的创作中，在王尔德主观而又自我的言说中，我理解了批评，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意义。如果说，批评需要勇气，需要冒险精神，那么，也只能是马克斯·恩斯特的这种“删繁就简”。

　　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记住，批评的有效性，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斧，可以如马克斯·恩斯特那样，看似很主观地砍掉了园中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树”，而是我们在“砍树”时，依据了有关美学原则而进行了有效的主观选择。

　　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批评需要的不是冒险精神，而是学术积淀。首要的是学术思想，其次是学术方法，也就是上文葛剑雄先生谈到的“学”与“术”。

　　中国的学术批评素有“不说破”和“绕路说禅”的手法。“不说破”，来自于密宗《金刚顶经》中的一句话：“此心法门一切如来秘密之要，慎勿轻尔为他人说破汝三味耶。”如此手法，最初当然也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需要，后来却有意无意地成了“微开其端，毋竟其说”的含蓄美学意义。而这种美学手法，也并非是因为由于某种顾忌或欠缺冒险精神而致。

　　所以，即使偶有王顾左右，也要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一种美学上的“不说破”。

　　以天下为己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作为批评家，当然不能缺少责任意识，当然不能不振衣独立。可是，如果不搞清楚自己的美学依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说话，仅有批评的冒险精神，那就不是冒险而是冒进。

　　因为危险，需要冒险。而今日之危险，不是敢不敢，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普遍学术能力的欠缺，才是最大的危险。我当然知道“犯言直谏”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冒险。不过，无论“犯言”，还是“直谏”，都首先是一种辨别是非的能力。即使是“负戈外戍，杀气雄边”的勇气，也是一种能力。没有使用“戈”的能力,负再多的“戈”，又有什么用?

　　批评的姿态、批评的精神之外，还要谈到批评的作用。尽管我们有传统的“无用之用”的说法，也有泊来的“蝴蝶效应”，但对于批评本身来说，批评的有效性还是不能不提的话题。这方面，鲁迅的批评文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在我看来，批评的有效性，虽然重要，却不是母题。因为关乎批评是否有效的，还是本文一再强调的批评家的批评能力。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本文不再深究。

　　学术，尤其是学术批评，首先是能力。没有学术能力的批评家，空有冒险精神，又能做什么?批评当然需要冒险精神，但是，任何一个风险行业，冒险之前都必须评估自己是否具备冒险的能力。批评也一样。如果说没有能力的冒险是一种耍流氓，那么，没有能力的冒险批评也是。假如这些基本的、有关批评的概念，都没有理清的话，批评的有效性，也就大可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