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本身是一种学习的方式，通过翻译，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体会原著的意义，而且原著蕴含的思想，处于其原初语言的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在将原著翻译为中文时，在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跨越中，我们能更好地在中文文化语境中，找到原著思想的抛锚地。同时，作为一个了解本专业并且掌握外语的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有责任将本专业的外文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从而更好地传播本专业的经典或前沿研究成果。就知识的传承和拓进来说，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在此意义上，与某一专业相关的学术翻译能够对该专业在中文世界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参照”甚至是“导向”作用。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艺术也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艺术类专业翻译在筚路蓝缕中前行，其脚步几乎不曾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在数量的增长上可以说走上了一个快车道。成果是丰硕的，更可喜的是，对前人翻译的错漏之处也有纠正和补足。然而，伴随着“成果”的大量增多，问题也同样大量涌现。

　　在我看来，在艺术类专业翻译的现状中，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是泛滥的“外行翻译”。只要不是滥竽充数的译者，大抵应在外文和中文上都有较好的水平。然而，艺术专业翻译自有其专业要求。但由于艺术专业翻译人才仍然不足，大量不了解艺术史论的“翻译人才”涌入艺术专业翻译领域。实际上，遇到明显的专业名词时，严谨而出色的“外行翻译”尚且能够避免错误。但在一些看似简单而熟悉的外文词翻译中，却很容易出现问题。例如，在一个涉及艺术“媒介说”的译文中，我发现“质地”这个词不断出现，但有时候读起来难以理解。后来才发现原文是“texture”一词。在原文的语境中，这个词更应该翻译作“肌理”或“纹理”。其实在当下艺术专业翻译的现状中，因为缺乏艺术专业理论素养，而闹出的更大、更多的“误差”。

　　第二个问题是翻译者在相关艺术学术史知识上的薄弱。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外行”，那么这个问题则将矛头指向了某些“内行”，即涉足了艺术史论专业领域的翻译者。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论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艺术理论和“新名词”层出不穷。一方面，有的“老派”翻译者跟不上这种节奏;另一方面，一些“新翻译者”沉溺于当代艺术理论的“时髦”表象，热衷追溯“新术语”。然而，所谓的“新”很可能只是“旧”的重复;而真正的“新”也建立在“旧”的基础上。并且，后者的危害实际上更大，因为它有时候会以“新”的吸引人的方式迷惑读者。例如，在传统艺术史论中，“represent”一词常翻译为“再现”，其名词形式“representation”有时会被翻译为“表象”，但是在当代艺术理论中，“represent”和“representation”有了一个新的翻译——“表征”。这一翻译的出现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再现”理论，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是一味沿用旧翻译，还是不分场合地滥用“表征”这一新翻译，无疑都会伤害到意义的传达。

　　第三个问题来自交叉学科的挑战。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现象，已成为当下学术研究领域的热点。在艺术专业领域，语言学、符号学、当代文论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开始影响到艺术学科的前进方向。这当然给艺术专业翻译者带来了极大挑战，要求其对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在翻译一篇摄影理论文献时，我遇到了“evidentiality”这个词，经过查找后发现，这是一个语言学或文献学术语，是指说话人对知识的来源以及可靠性的说明——这个词常常被翻译为“言据性”或 “传信”。

　　除此之外，当下艺术专业翻译领域同样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如个别翻译者中文知识的薄弱、学术道德的缺乏，快餐式集体翻译“计划”的泛滥，以及科研教育机构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对译著的不重视造成的翻译人才流失，学术翻译中规范意识的淡薄等等。但这些可以说是所有学术翻译共有的，而以上三点则是艺术类学术翻译面临的较“独特”的问题，并且是当下学术领域中艺术学科自身所面对的普遍问题的反映，这些具有“艺术学科特殊性”的问题，必然会给他们的专业学习和写作产生巨大危害。

　　首先，非艺术专业的艺术学术翻译者，往往无法成功地用中文表达外文原著中的思想。青年学者如果大量阅读这种译本，必然造成学术写作中的“翻译腔”问题，即行文不符合汉语语法的表达方式，“掉洋书袋”。其次，由于翻译者急于对前沿理论进行翻译，而不能很好地梳理学术史，导致很多青年学者并不能真正理解艺术前沿理论。最后，在当下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大潮中，艺术专业翻译本应是“披荆斩棘”的“先锋”，然而，如果艺术专业翻译自身深陷其中，呈现种种“乱象”，那么它必然会极大地“误导”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所以，最根本的方式仍是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英语水平——至少能做到比照原文，分辨译本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