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福芳草地当代美术馆举办的《美的颠覆——意大利当代艺术的洞见》展览中，展出了意大利当代艺术中29位艺术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超前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德国“新野兽派”、美国“坏画派”、“新叙事绘画”同时出现的意大利艺术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强调在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中艺术实践重构语境的重要性。他们将关注点转向重新阐释宏大文化隐喻的图像，这些文化隐喻展现了基本的人类问题、矛盾和人类学现实。意大利超前卫艺术的3C——桑德罗·基亚、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恩佐·库基将在此次展览中展出其重要作品。

　　从70年代中期起，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新一代的艺术家，他们有着对艺术的新观念，参与到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这种新艺术更倾向于极度叙事、不拘一格、主观和投入情感。它似乎会忽略所有现代后期的清教主义、自指和简化的抽象主义。但事实却是相反，这些艺术家发现了多元文化、历史叙事、文学主题、装饰纹样和表现主义，这种艺术不会倾向于任意一种同质的形式，而是颂扬图像所具有的暗示、唤起和赋形的力量。

　　70年代中期艺术模式的这次剧变，反映了现代后期的后结构主义、单一(极简和自指的)抽象主义、进化论的乌托邦那简化和线性的观念、形式主义及无关个人且看似客观的艺术实践，这一切都在智性和美学上存在着重大危机;另外，这次剧变还清晰显示出当时艺术有具体人类学和人种论的导向。在全球化文化上下文里，这种具体的、符合上下文的意义与多重的身份，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实践。这新一代人物开始将艺术实践恢复到其最基本的功能上去，即作为交流，作为个人叙述，用鲜明的、生动的和关键的叙事将观众拉进作品之中，作为创造作品的隐喻图像等等这些功能。其中隐喻图像涉及具体的、即时的、带有上下文的和语言的种种现实。

　　在这种混乱纷繁、富有创意的氛围中，主导着新型艺术运动的几个中心和流派包括，柏林和科隆、罗马和巴塞罗那、纽约和洛杉矶，这些地方荟萃着独特的社会文化、地理和民族特色。德国和意大利的艺术现场似乎与政治情景尤其相关，而政治情景受限于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体系的重重危机。艺术家们对当时这种不稳定和危机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尝试找出重新将艺术实践和现实生活置入历史上下文的新方法。同时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的焦虑和迷失，希望将现实经历融入艺术领域当中，他们处于动荡、变革、混乱、充满矛盾和不稳定的生活当中。

　　德国称之为的新表现主义者和新野兽派画家，或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超前卫艺术，或数年后的新罗马派，美国坏画派和新叙事艺术，这些艺术都提倡一种冲动的、动态的、表现的和主观的语言，将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如风格主义、巴洛克艺术、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指涉，与卓绝的当代母题、标识、电影拍摄场景、从亚文化上下文提取的视觉元素或者异域的、非西方的文化这些内容相融合。欧洲艺术家大多偏好引用艺术史、重新诠释象征、唤起文学及神话叙事，以此作为文化指涉;美国的新叙事艺术和坏画派，则从日常生活、亚文化的上下文、平庸或异域图式提取视觉材料。在以上这些倾向里面，其中共同的方法原理就是，解构单一的语言系统，构建异质、兼收并蓄的视觉符号，破坏接收者的稳定位置。总而言之，这些倾向反映了多重的身份，以及不存在一种主要、独一无二和固定的合理意义。

　　桑德罗·基亚、恩佐·库基、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米莫·帕拉迪诺和尼古拉·德·马里亚是意大利超前卫艺术团体的主要人物，意大利艺术批评家阿奇莱·博尼托·奥利瓦的艺术理论构成了他们的美学导向。在黄建华的收藏系列中，包括了著名超前卫艺术家的许多重要作品。桑德罗·基亚重新诠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的构图模式和象征场景，给古典的视觉比喻注入崭新的、激进的、隐喻的或存在的意义。恩佐·库基和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则强调身份的多重性、个体一致的危机以及幻觉和病态幻想带来的恐慌叙事。桑德罗·基亚那谜一般、暗示的场景，混乱的人物，促发一种几近幻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面，某种强力的、不可控制的、非理性的力量决定着人物的运动、姿势和方向。这位艺术家没有提供剧本指引，而是将这些人体都固定在永久的紧绷状态之中。在无形力量中挣扎、随时可能爆发、永久的不稳定、永恒不止的变形，这一切，创造出朦胧的英雄主义。

　　这种新式的英雄主义，以非传统的方式得以重新诠释、以讽刺的方式得以重新复兴，属于对英雄主义和尊严的不停拷问。因为新式英雄主义中大量的、如画的动态，并不暗示任何的等级、紧密叙事或结论。不稳定的状态、内在与外在力量之间临时及脆弱的平衡、空间的模糊、多种元素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那恼人的细节，都营造出一种极其有力、不可知的感觉，与生命攸关又无处不在。这种不可知的感觉表明自身就是事物所处的完全自然状态，如日常般明显。

　　米莫·帕拉迪诺的作品代表着一种奇特的，可以说是“拉丁气质”或古老的忧思，代表着对消失的“黄金时期”的追忆。桑德罗·基亚那诗意的、巴洛克的世界中也表现出对美与和谐的赞美，但是基亚依靠心理斗争、颠覆的讽刺，以及他自身在各种地点和时间之间的不稳定状态和长期游离，打破了和谐。米莫·帕拉迪诺则成功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基于建筑学的和古典的秩序。这种秩序仅仅间接地——通过记忆和距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对应。隐藏的古典主义、往昔的杰作、建筑的秩序都唤起稳定感。但这种唤起只是通过我们的文化记忆所产生的。我们的文化记忆会减低和弱化由于中心、理性、等级和透明度缺失带来感觉。

　　尼古拉·德·马里亚温柔的、内向的、亲密的和微妙的绘画，让我们感觉到回归至内在的可能性，回归至由智性创造的脆弱和谐当中。他的绘画试图表现我们渴望并探求可能的——即便是稍纵即逝的——真实和关系。他的作品代表着新风格主义倾向于重新诠释精神的、纯概念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情况似乎远在天边、不可捉摸、隐匿无形。这些复杂情况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事件中显现，而只会出现在微妙的智性组合里面。这些组合以解构刻板、单一的系统为基础，为临时、短暂的系统而开放。如今的和谐，只存在于这短暂、无形、脆弱的概念之中。

　　以佛罗伦萨为据点的雕塑家、画家罗伯特·巴尼尔将自己定位为接近超前卫美学。他花了数年的时间，参与到超前卫团体的几个展览中。即使他的艺术与超前卫的美学特征相似，但他的视角似乎更体现以重现诠释崇高为基础的新浪漫主义。佛罗伦萨的文化传统有着文艺复兴、风格主义和浪漫主义元素，巴尼尔与其密不可分。他的艺术道路似乎因此把他带到新浪漫主义的独特领域，神秘地崇拜着“内在美”。　巴尼尔那些极为脆弱的人物，其存在看似毫无意义，其材料看似几乎是感官与物体之间的矛盾，这都显示出另外一个精神特性的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充满了激进想象的力量。在这个无限幻想的国度里，创造出新的不可能之物，变得很有意义。这些人物走在墙上，不受已知现实的局限，梦想着无限自由，脱离传统潜在力量的禁锢，相互融合在一起。巴尼尔在他的艺术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种。他们是一个时代里孤独、自主的“流浪者”。这个时代没有现实的伤感、没有现实的英雄主义;他们是新浪漫主义的英雄，代言着独立、自主和无限现象里的精神价值。他们的力量在于对无情、屈从和平庸的无声反抗。

　　关于罗兰·艾格

　　罗兰·艾格(Lorand　Hegyi)，1954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当前欧洲最杰出的策展人和艺术史学家之一，现任法国圣埃蒂安美术馆馆长。此前曾任维也纳路德维希基金会美术馆馆长，同时也是新落成的那不勒斯当代艺术中心(PAN)的创始人之一。罗兰·艾格是当今倍受尊敬的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专注于研究中欧、东欧以及意大利和法国艺坛的现当代艺术，并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顶级艺术家的作品展。这些艺术家包括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罗曼·奥帕尔卡(Roman　Opalka)、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布拉克·迪米特依维奇(Braco　Dimitrievic)、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兹德涅克·希克拉(Zdenek　Sykora)、卡内尔·马里克(Karel　Malich)、拉兹罗·费赫尔(Laszlo　Feher)、塔马斯·亨泽尔(Tamas　Hencze)、赫尔曼·尼奇(Hermann　Nitsch)、君特·布鲁斯(Günter　Brus)、弗朗兹·韦斯特(Franz　West)、洛依斯·温伯格(Lois　Weinberger)等;以及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阿里杰罗·波提(Alighiero　Boetti)、贝特朗·拉维埃(Bertrand　Lavier)、让·皮埃·雷纳德(Jean-Pierre　Reynaud)、克洛德·维尔拉(Claude　Viallat)、让·马克·巴斯塔曼提(Jean-　Marc　Bustamante)以及安·波西耶与帕特里克·波西耶(Anne　et　Patrick　Poirier)。其策划主要展览为：《艺术的共存：中欧当代艺术展》(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抽象与现实：卡西米尔·马列维奇/马塞尔·杜尚/约瑟夫·波伊斯作品展》(维也纳，1996年)、《房屋、人体与心灵——身份的构建》(维也纳，1999年)、《关于空间的概念》(巴塞罗那，2002年)、《索拉雷斯：理想城市或乐观主义》(2003年瓦伦西亚双年展)、《艺术的安置：寻找可能的场所》(圣埃蒂安，2004年)、《通向欧洲之路：中欧和东欧艺术展》(圣埃蒂安，2004年)、《施与的人》(拿波里，2004年)、《微型叙事》(贝尔格莱德/圣埃蒂安，2007年)、《从未寻得的岛屿》(圣埃蒂安/热那亚/萨洛尼卡，2012年)以及《迷人的不确定性：当代绘画作品展》(圣埃蒂安，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