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李松

　　能否将文化自信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下一代的教育。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看来，文化自信中，很大一块内容就是艺术。他认为，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果显著，但对自己文化的弘扬仍然不够。

　　艺术品应像电影、音乐、电视剧一样，由民众来决定商业价值

　　记者：当前青少年的艺术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李松：青年的艺术教育，尤其是大学里面的艺术教育，目前存在很多不足。根据我的调查，不管是美术馆还是博物馆，类似这些无功利的、完全是培养个人修养进行文化熏陶的场所，年轻人去得太少，原因有五个方面。

　　首先，我们的教育太功利化。从小就是应试教育，没有接受过艺术方面的熏陶，这会造成一种很大的错觉和误解：觉得艺术、文化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会长期影响他个人和后代的素养。

　　其次，是艺术家方面。当代的艺术家越来越远离民众，都在追求所谓的“高大上”，实际上是在追求贵族化、商业化。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比较忽略一般民众对艺术的爱好和亲近感。

　　艺术一定不仅是艺术家自娱自乐的东西，也不仅是在一个小圈子内自己玩的事情，你要引起社会的重视，必须取得社会的共鸣，考虑到社会反响和社会需要，而不只是为个人谋名利。否则就是跟一般的社会民众划清界线，这样人民自然有理由不去看他的东西。

　　去年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展览，《清明上河图》的参观者可以说是空前的。为什么?因为它表现的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些作品是能够亲近民众生活的，是喜闻乐见的，民众才喜欢。如果总弄一些民众都看不懂的东西，民众一定不会去。

　　第三，是我们商业秩序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像电影、音乐、电视剧这样，由民众来投票决定它的商业价值，制作者就会更多考虑民众的需要、民众的参与性。

　　我们现在的艺术品，民众都不会买。然而，当年齐白石、张大千的画都是卖给一般群众的。当时在北京，齐白石的画就卖十个银元一张，很多人都买得起，北大教授当时一般是一百多银元一个月，吃饭的生活费一个月就几个银元足够了。从商业流通机制来看，这个比价是比较合理的。

　　现在的艺术家基本上绝大多数都不能养活自己。尤其是拍卖制度引进之后又造成了很多误解，一些作品动不动就卖到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这让一些艺术家的期待发生错位，希望一夜暴富，希望一张画能管自己一辈子，这很不现实。梵高生前几乎没有卖出过画，齐白石生前很有名的时候其画作价钱也不是很高。

　　总的来说，是现在好的画家太少，导致泡沫太大，而一般的画家不肯接地气，不肯像徐悲鸿他们当年那样，卖得平民化。在商业上，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所以，应该把艺术家的期待和社会的需要有效结合起来，现在这两方面是错位的。

　　第四，是博物馆制度有待完善。西方一些博物馆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鼓励青少年去博物馆。他们会给小学生预留不收费的时间，有些晚场也是开放给学生的。反观国内，大部分美术馆、博物馆和学校教育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尤其是一些博物馆还把自己孤立起来。

　　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是向社会进行艺术教育。除了保管之外，更重要的是跟社会沟通，把保管的东西激活，对社会、民众起到作用。我们的很多博物馆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从日常展览、和大中小学生的沟通，到专题展览、博物馆网站等，都远远不够。比如，我们有的博物馆就算有高清图也不愿意放到网上。有些博物馆觉得经费来源于政府，怎么做都无所谓，或者不愿意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是有一些主管部门，在艺术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方针上落实得不到位。我们应该有一些切实的措施，使艺术真正地成为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些环节都考虑好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水平和民族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

　　记者：《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引起很大反响，对年轻人来说，它让公众了解到那些尘封的文物是怎样进入我们视野的。您怎么看这种沟通?

　　李松：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观众以前看到这些好东西，不知道它原本很破烂，不知道修复中的很多技术、工作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为什么需要投入这么多的工作。观众在追问中，发现一个工作人员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才能够修复一个文物，看到这种艰难之后，人们会更加珍惜这些文物。

　　同时，人们也会对技术、对“工匠”精神更感兴趣，比如陶瓷怎么做、青铜器怎么做、画怎么装裱……认识了以后，对展厅里展出的东西也会更加熟悉、亲近。

　　把幕后工作呈现给大众，对文物保护工作是一个好的开头。民众知道这些工作人员不是混饭吃的，而是做着辛苦又不为人知的努力。进而觉得，国家更应该投入支持文物保护。这是良性的互动。

　　我们应有维护本国文化生态的文化责任

　　记者：您觉得我们社会的美学素养提高了吗?

　　李松：整体上来说是在往上走，但是否提高了不好说，主要原因在于现在大家功利性太强了。比如，一个年轻人想搞学术要当教授，觉得学不学艺术都可以。可是你就把你的人生目的忘了，你能不能做一个像钱学森那样的懂艺术的科学家?做一个像朱光潜、宗白华那样艺术修养很好的哲学家?很多人都不这样想。因为功利替代了人生目标，成为唯一的生活目的，很糟糕。

　　按道理来说，现在社会的审美水平比过去好得多，但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因为我们的生产水平、经济水平提高了，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了，可是我们的心里越来越空了，我们的生活目的越来越浅薄了。实际上这是社会整体对心理健康的忽视，大家觉得这个无所谓，但这个是最根本的。

　　记者：您觉得青年关注艺术品的必要性如何?

　　李松：这实际上是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为什么需要去博物馆、美术馆。其实，博物馆、美术馆还是两类东西，一个是过去的东西，一个是当代的东西。

　　一方面，我们要看过去的东西，是因为我们都要融入历史之中，我们都要知道自己的文化身份，要使自己的认知、行为符合社会的文化背景，要彰显文化大国的地位，这些都需要靠年轻人。年轻人如果对历史一无所知，恐怕将来就会很被动，你的文化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就会被同化。电影只知道好莱坞，艺术只知道文艺复兴，对中国的东西一无所知，这样就失去了文化的原动力。

　　另一方面，为什么要关注当代的艺术品?因为当代的艺术品都是现存的、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可能在远离社会，不愿意民众参与他们的活动，但社会需要培养一批跟民众生活亲近的艺术家，拉近艺术和民众的距离，不能听任艺术和艺术家远离我们。

　　如果我们觉得PM2.5指数超标了，水被污染了，我们会很难受。那如果文化被污染了，我们同样也应该感到难受。我们一样应该清理我们的文化生态，不能说它们远离我们，我们就听之任之，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