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1884)是诗人、金石学家，也是书法家、画家。他在绘画上被称为“前海派”的代表，在晚清海上画坛，独树一帜。杨逸曾在《海上墨林》中称其“山水花卉，古茂沈雄，戛戛独造”，是时人对其画艺的赞许。纵观其传世的数百件画作，无不以金石书法入画，画中所蕴含的诗文与金石之趣，诚非同时代其他画家所比拟。近日梳理其花卉蔬果题材画作，得葫芦画多帧，益见其迥异时流之处。

赵之谦《葫芦》，纸本设色，22.4x31厘米

　　究其实，连同葫芦画在内，赵之谦的花卉渊源可追溯至元明清各家。在其传世的数件葫芦画中，不仅可见其私淑前贤，更见其取法同侪，见贤思齐之笔。作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的《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上海博物馆藏)，写牡丹、令箭、荷花、菊花、葫芦、梅竹、芙蓉、鸡冠花、桃花、水仙、罂粟花等十二种花果，据其题识可知，其画法分别取自元人、陈洪绶(1599—1652)、恽寿平(1633—1690)、马元驭(1669—1722)、蒋廷锡(1669—1732)、李鱓(1686—1756)、李方膺(1695—1755)、张敔(1734—1803)、寄尘、任熊(1823—1857)诸家，可见其浸淫百家，熔铸一炉的艺术取向。其中《葫芦图》一开，所写葫芦为纺锤形，深绿色，当为盛夏时节之葫。旁有大片葫芦叶陪衬，而以墨线勾勒叶茎，以淡墨辅之;另有红色之南瓜花和大片墨叶相衬，颜色极富层次感，其视觉效果凸显，显现出不流于俗的清新之气。赵氏自题曰：“蓏有理，只依样。丁豹卿赠予任渭长画葫芦，戏作此并题，㧑叔”，据此题可知，赵氏是仿任熊笔意所作。在此册的“梅竹”一开中，赵氏尚自题道:“此种画法非世眼所合，然实取章侯(陈洪绶)、寄尘、虬仲(李方膺)三家，神理合而拟之。此任渭长死，吾谁与语”，与任熊颇有伯牙遇钟子期之感。该图与任熊作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花卉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亦有神似之处，足见其相互砥砺、互为影响的艺术情境。无独有偶，在时人周闲(1820—1875)作于同治六年(1867年)的《花果图册》(上海博物馆)中，也有一件《葫芦图》，其画法与赵氏葫芦极为相近，所写三只深黄色葫芦掩映于藤蔓粗叶中，其赋色、格调与赵氏相颉颃，或可证彼时“海派”之风，多有程式化倾向。赵之谦作此图时，年方三十一岁，是其早期画风的缩影。题识中“丁豹卿”即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蓝叔，浙江萧山人，曾官福建长乐知县，擅诗书画，绘画以花卉见长，取法陈道复、恽寿平诸家，与赵之谦、江湜(弢叔)并称“浙东三叔”。清咸丰九年(1859年)，赵之谦曾为丁文蔚题《大碧山馆图》;在史乘中，亦有赵之谦和丁文蔚、万季湘、赵蕙、朱崇、万二、秦云、左芙江、刘学畬、钟石梧、陈谟、丁兑孚、张世统、丁颐寿等十三家共同为祝椿年(荫庭)合作《活色生香图》卷的记载，当代及后世名流如谭泽闿、樊德光、张漱荃、周琪、何嘉、汪声远、蒋文达、汪锟等题咏殆遍，极一时之盛。据此可知丁文蔚为赵氏交游圈中的重要人物，此画即可印证此点。

　　相比较其他花卉画而言，葫芦画在赵之谦传世作品中并不多见。吉林博物院所藏其《花卉图屏》是为芭蕉、菊花、荷花、葫芦合为四屏，其中《葫芦》一帧自署曰：“㧑叔写此，略似大涤子”，虽然赵氏自称略似大涤子(石涛)，但其画风实则还是恽南田没骨花卉一路，与任熊的花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大阪市立美术馆均藏其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为“紫佩尊兄大人”所作的《果实图》四屏，分别写仙桃、葫芦剥瓜、榴芋和佛手，其中题《葫芦剥瓜》云：“实垂垂，悬清秋;千金直，在中流。㧑叔作”，所写三只纺锤葫芦正面悬挂于藤蔓，而其他瓜果、藤萝衬托其后，其画意与小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有意思的是，两套四屏画的题识、构图、尺寸甚至上款人都一样，显然属于双胞胎作品，应当至少有一套为赝品。据邹涛编《赵之谦年谱》载，两套作品均来源清晰，流传有序。到底孰真孰假，因笔者未见原迹，故未敢妄断，姑妄存此备考。

　　在文献记载中，还可见赵之谦的其他葫芦画。《赵之谦集》中记载其《题葫芦图》：“葫里葫图，此之谓乎?旁人掩口笑葫芦。菉阶属，㧑叔画”，其上款人周菉阶是田黄收藏家，与李鸿章兄子李经畲齐名，赵之谦曾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其书篆额“一月得四十五日居”;而在《赵之谦年谱》中亦载：清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五日，“韩之求赵画不可得，六皆检出赵氏为其所作之《葫里葫图》轴赠之，属义赞题记”，未知“六皆”是否即为周菉阶，两书所载之画或为同一件，俟考。

　　书画鉴定家张珩(1915—1963)在其《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也著录赵氏《葫芦图轴》，其出处源自《支那名画宝鉴》。现在虽然已无法确定此画是否流传于世，但从张珩的记载中可知其大致构图：“画葫芦三枚，深黄色、泼墨大叶衬托，尤觉劲艳，藤蔓及勾茎皆如作书”，这与常见的赵氏葫芦画以绿色大叶作衬景大异其趣。画上还录座右铭一句：“世事近来无大小，只须依样不须奇”，可知赵氏在写葫芦时有不同的艺术探索。张珩曾在谈及晚清画屏和画轴时曾说：“晚清多画屏，然欲四幅笔墨相副者至难，故每分拆其中佳者为轴，㧑叔、伯年、昌硕之佳者，颇多自四幅或八幅屏中拆出者”，此幅即是从四屏中拆出。据《赵之谦年谱》载，清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三日，赵之谦为胡练溪作《花卉四屏》，其中一屏即为此《葫芦图轴》，另三屏分别题识曰：“粗枝大叶形绝奇，上有七尺珊瑚枝。凤凰归来食不足，朝阳梧桐长自疑。此余赪桐旧作，节取四句题之，㧑叔”;“老圃秋容，黄花晚节，㧑叔写意”;“画梅以赭和墨为之，乃冬心创格也，戏效其制，练溪吾兄同年属画，作此四帧，戊辰九月三日，㧑叔”，据此可知三画应为梧桐、菊花和梅花。可惜四屏均已离散，且不知所终。

　　在著录该画时，张珩继续写道：“㧑叔花卉设色用笔一洗晚清纤琐习气，气势雄伟，此后昌硕、白石皆从此脱胎，各成面目，㧑叔实启之也”，揭示出赵之谦绘画在十九世纪末期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而其葫芦，则是其花卉蔬果题材的集大成者，以清新雅致的画风驰骋画坛，泽被后世。在赵之谦之后，上海的吴昌硕(1844—1927)和北京的齐白石(1864—1957)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也都兼擅葫芦，其源头，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