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艺术家齐兴华创作的街头涂鸦作品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对象，各种议论都有，关于他的涂鸦是否艺术上有创新或者美不美，关于涂鸦和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涂鸦和商业等等的关系。我看了以后挺感慨，其实上面提到的都是“老问题”，2006年我在《新京报》担任记者时曾经采访撰写报道《涂鸦的北京式生存》，那时候已经涉及上述问题。后来我辞职去西班牙旅行，当地几乎所有城市都有丰富多彩的涂鸦，多数也出现在火车站、拆迁的旧城区之类“边缘空间”，尤其是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最为集中。

　　涂鸦是二战以后才兴起的都市青年文化的一部分，1960年代从费城、纽约兴起，今天已经是世界各地城市中常见的文化现象。大部分的涂鸦创作者既不是专业艺术家也不是艺术系的学生，而是想要表达自我的街头少年进行偶然、零散的表达，因此多数涂鸦具有强烈的匿名性，但是大尺幅的涂鸦作品多出自有明确目的的创作者，往往有独特的签名。这些受过学校训练的涂鸦艺术家则以美学的态度来调和社会现况，也有系统性的图像表达和特殊的字符签名。这里面很多人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能为画廊发掘，以致有人会留下自己的email地址或者网址。齐兴华可以算后一种，他是从美术学院毕业的科班艺术家，绘画的技巧性、观念的策略性比较强，画的比较大，和环境结合的也比较巧妙，所以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看他的简历，也和商业机构合作过一些3D涂鸦，同时自己也在公共街道的墙面的创作。

齐兴华利用破损墙面的走势画了条鳄鱼

涂鸦不久即被破坏，依旧露出丑陋的墙面。

　　随着青年消费文化的成长，涂鸦也在街头之外找到了新的表达空间。许多涂鸦设计师的图案出现在服装、运动鞋等商品上诸如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运动品牌也会组织涂鸦大赛或表演活动来推广商品。也有一部分涂鸦创作者走上职业艺术家道路，从街头转向美术馆、收藏家的墙面以及纸上，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纽约的画廊开始举办涂鸦艺术展的时候，到1980年涂鸦成规模地进入艺术市场体系，出现奇斯哈林、巴斯奎特这样的艺术明星，转型为职业艺术家后他们实际上更多是在工作室而不是街头创作。

　　1990年代中期涂鸦伴随着摇滚乐等青年亚文化风潮从国外传入国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出现了最早一批涂鸦者，他们在社会控制相对松弛、青年亚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如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五道口轻轨站旁、天坛东门、798艺术区等地萌生，给残垣断壁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图案，21世纪初也如国外一样，出现了商业化、艺术化等发展模式，一些商业品牌、地产商、物业管理者乃至公共机构邀请艺术家在自己管理的空间创作涂鸦作品吸引人们观看欣赏或者进行品牌宣传。

齐兴华在杂乱的垃圾站画上拾荒老人

涂鸦被物业抹去，然而垃圾站的环境并没有改善。

　　无疑后一种看似“随意生长”的街头涂鸦观众最多，也最有争议，因为这牵涉对各种产权背景的墙壁的“使用”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管理问题。在断垣残壁上画往往没人管，但是在商户的门框上、住家的墙壁上绘画可能引来业主的反感，在公共街道、墙壁上绘制则可能显得“杂乱无章”，让许多习惯了“整齐干净”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市民严阵以待。

　　国内的城市多数承袭计划经济养成的严格管理习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全面的严格管理虽然整齐，却让社会失去了创造力、丰富性。在我看来当代的城市是多元化的人群、潮流、信息交汇聚集的地方，应该有一定的“模糊空间”让各种新思想、新潮流、新艺术有表达的空间——当然前提是不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会让城市文化、经济都有更多的层次和创新发展的可能性。

　　不妨给涂鸦这样的非主流文化一些合理合法的存在空间，比如有些城市边缘地带的墙壁被涂绘了，其实算是挺好的“公共艺术”，不必着急一定要刷白了才好看。也可以找到其他变通管理的办法，比如，有的欧洲城市会划出几个街区允许涂鸦艺术家去创作，国内也可以试验，其实我看目前的798艺术区似乎已经算是差不多这样了吧。对有胸怀、有文化包容力的城市来说诸如涂鸦、街头艺人等等的出现不算坏事。他们的存在需要社会各界特别的公共管理部门最低限度的理解，有时候“疏”要比“堵”更有综合效益。

　　文章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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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翰简介：

　　艺术评论作者、艺术投资和文化产业咨询专家。曾任《财经时报》、《新京报》记者，长期为ft金融时报中文网、新京报、艺术家等海内外媒体撰写艺术、设计、文化和旅行方面的评论，亦以顾问身份参与艺术投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和城市营销项目的策划和研究工作。2010年8月出版《废墟之美——亚欧大陆上的建筑奇观》(The Ruins of time)；2016年出版博物学著作《花与树的人文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