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内藏品中，最具价值的乃是数量浩繁的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是自民间搜刮而来，尤以乾隆时代之搜刮最为有力。仅以法帖名画为例——康熙年间，宫廷所藏法帖名画，主要来自臣工的贡献;宫廷鉴赏能力有限，高士奇等人甚至敢做出保留真迹、以赝品进贡之事。至乾隆时代，法帖名画渐渐聚集于可数的民间巨富之手，反给了乾隆搜尽民间法帖名画的便利。据美术史家、博物馆学家杨仁恺总结：乾隆往往可以只凭一道谕旨或少许代价，即可将海内收藏名家辛苦数代积累的藏品，收归 宫中，“总之，客观条件对弘历有利，加上他对书画的占有欲特别强烈，于是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收有 了。……乾隆以后的书画积累明显下降，因为民间流传的名迹已先后集中于朝廷。……清内府的庋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 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如此，当不难想象皇宫藏品中文物之丰富及其文化价值之大。这些文物，理应属于全体国民而非爱新觉罗一姓。但在1912年， 因国际形势险恶(主要是俄日欲趁机渔利)，南北双方都希望清室能够尽快和平退位，故在商定《清室优待条件》时，无暇将皇宫藏品中的文物从皇室私产中剥离出 来。

　　很快，民国政府就发现这是一个重大失误。1912年12月，熊希龄出任热河督统，发现热河行宫内各种古物倒卖严重，遂呈请袁世凯，请求整理避暑山庄中之古物，将其运至北京，以一定的价格从清室手中买断，交博物馆收藏。袁批准此议。

　　自1913年11月至1914年3月，民国政府共从热河行宫、盛京行宫，各运输古物11万余件至北京。但因为民国政府没有钱支付给清室，直到1916年9 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在给总统黎元洪的呈文中，仍不得不承认：“文华武英各殿所陈列之古物，均系清室私产，共七十余万件，估价约五百余万元。本拟由政府备价 收归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

　　既然民国政府承认这些陈列品仍属于皇室私产，清室也毫不客气，“东海珠制成手串”、“钻石宝剑二具”等诸多文物，先后被清室内务府取走。

　　最糟糕的是清室为了筹措日常运转经费，常常变卖所藏文物，而且多流入外人之手。如1922年，溥仪曾拟将《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以筹措结婚经费。文化界对此虽愤慨万分，也只能徒唤奈何。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对清室怀抱同情的总统徐世昌辞职。溥仪心存恐慌，开始筹划偷运宫中文物，溥仪选择的偷运方式名曰“赏溥杰”。据参与其事的溥佳(溥仪堂弟)披露，具体操作方式是这样的：从1922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详细数字记不清了)……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

　　1925年依据“溥仪赏单”等资料核对统计，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册页、挂轴两百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