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启功、傅熹年、徐邦达的书画鉴定流派时期所呈现出的观念形态，不同于张珩时代和吴湖帆、黄宾虹、张大千时代的书画鉴定观念，当然也会不同于未来的书画鉴定观念和鉴定方法，书画鉴定流派纷呈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它只属于这个时代。从目前对书画鉴定人才的培养方式来看，今后的书画鉴定研究者可能大多是经历过科班的专业培养，学习相关的鉴定知识、全面的鉴定理论和相关的美术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处在同一个时代的相同的知识结构背景，鉴定观念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因此今后的专业人才不再会像谢稚柳、启功、徐邦达们一样集文博、收藏、鉴定、诗文、词曲、书法、绘画等诸多传统文化领域的突出成就于一身，也不会有他们那样不同的艺术背景、学术背景和鉴定经历以及凸显出时代烙印的个性鲜明的书画鉴定方法和鉴定模式。当然，今后的书画鉴定也会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但无论如何，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流派时代的鉴定模式，无论是与之前或之后的鉴定模式相比，都堪称是空前绝后的，它是由鉴定大师们撑起的书画鉴定时代，或许更可以进一步推论：流派时代的过去也将意味着大师时代的过去。

　　流派的形成标志着对书画的鉴定逐渐由辨识真伪的近于技术性工作上升到学术研究水平，这是书画鉴定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观念的转型是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的，因此是进步的。但在转型的过程中也会显示出这个领域本身的时代局限性。比如：

　　将书画鉴定家与同时代的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或是艺术学科的其他门类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接受过体系完整的西式教育和西学思想的熏染。但鉴定界的大师们却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而是靠多年的实践经验逐渐确立专业地位。因此，他们的知识结构相对比较单一，思维的局限性较大，很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考虑书画鉴定学科的构建问题。

　　此外，由于书画鉴定的实用技术功能，导致理论研究者必须以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前提，即鉴定理论家首先必须懂得如何鉴定具体的书画，必须具备能鉴定书画的能力才能在理论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这就使鉴定理论研究的范围始终囿于以实践为前提，最终又以实践为目的的樊篱中，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等都不例外。在这个领域，还缺乏具有学理性视野与学术展开能力的纯粹的理论家，因此，哪怕是几个鉴定学派的研究成果相加或进行组合，还是难以构成一个学科概念的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