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故宫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中国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据谢稚柳先生《敦煌石室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与其雇佣的清扫沙土的伙计，发现16窟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不幸的是，由于这座宝库是由一个缺乏文化素养的人发现的，导致中国学者在第一时间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敦煌文献散落各地，难窥全貌，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今天，敦煌遗书广泛地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公私藏家手中。据方广锠先生的最新统计，就藏经洞汉文敦煌遗书而言，如果按照总长度或总面积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约占藏经洞全部汉文敦煌遗书的40%；英国图书馆所藏，约占28%；法国图书馆所藏，约占10%；俄国所藏，约占4%。中国其他公私收藏，约占9%；日本公私收藏，约占8%；世界其他各国收藏，总计约占1%。

　　日本作为敦煌遗书第四大收藏国，收藏达百卷以上的公私单位，有杏雨书屋、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三井文库等，收藏数十卷乃至数卷的公私单位，如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国会图书馆、唐招提寺、药师寺、大东急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此外，大量敦煌遗书收藏在日本私人手中，滨田德海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滨田德海（1899～1958），日本鹿儿岛县人。192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后，随即进入日本大藏省，历经银行局、专卖局和主税局后，升至事务官，并曾以兴亚院专家身份长期在华供职。滨田氏热爱汉学，他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购得，数量约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藏品。滨田先生辞世后，其搜集的日本金融、税务文书捐赠给了母校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即“滨田德海资料”专门文库。其中的中国古代写经、写本和出土文书部分，经日本第37回国会议院运营委员会图书馆运营委员会于1960年12月13日进行审议，一部分以国库预算由国会图书馆购藏，余下藏品一直由其后人秘藏。

　　这批回流的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有三十六件之多。鉴于目前国际通行的整理、统计办法，文献、题记、裱补纸残片均需编号，则这批遗书的数量不止三十六号，研究价值不可限量。可以说，这批敦煌遗书无论在学界还是藏界、在中国还是海外，都是当之无愧的瑰宝，今得回归故国实为幸事！

　　首先，从时间上看，这批敦煌遗书从6世纪到10世纪，跨越五百年。展卷摩挲，我们可以看到书法的演变、写经形制的演变，乃至经典在不同地域的流变。它们的文物价值、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其中三件南北朝时期写经：《大般涅盘经（思溪本）卷第十八》、杨士骢旧藏《大般涅盘经（思溪本）卷第廿七》、端方、康有为旧藏的异本《大智度论卷第十九》。三卷书法严谨端丽，以示庄严，“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华人德《论六朝写经》）主笔横画收尾处和捺收笔时向上挑，隶意浓重。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收藏敦煌遗书颇伙，共有256卷，其中南北朝写本不过四卷，足见珍稀贵重。

　　其次，从长度上讲，这36件遗书，超过8米的有8件；5米以上、8米以下的有10件；1米以下的有8件。正如方广锠先生在《谈散藏敦煌遗书》一文中指出的：“敦煌遗书是古代寺院的弃藏，绝大部分断头残尾。散藏敦煌遗书大都是人们从这些残破遗书中挑选出来的。虽然这种挑选，实际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所以绝大部分散藏敦煌遗书依然是残破卷子。但散藏敦煌遗书毕竟是矮子里拔出的将军，它们的长度、保存状态都要比第一类没有经过中间环节直接进入收藏单位的遗书为好。”

　　第三，从文献内容看，这批遗书可圈可点。其中两件社会经济文书，虽然是残片，但无法湮灭它们重要的研究和收藏价值。第27号《证明经》前面的《黄仕强传》与目前已知的9个公藏版本差异甚大，是一号完整且重要的异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伍伦36号，该文献虽然首尾均残，却从来没有被历代大藏经所收，未为历代经录所着录，甚至是我们以前在敦煌遗书中也从来没有见过的海内孤本。从内容考察，该文献乃9世纪中叶归义军统治初期，敦煌地区著名沙门法成向弟子解说的《瑜伽师地论》卷一“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一”的记录。

　　现参考《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收录的《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将这批敦煌遗书所涉及到的情况简要罗列于下：

　　南北朝时期写本《大般涅盘经》（思溪本）卷第十八：

　　1.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第十八 北6392（咸092）

　　2.大般涅盘经卷第十八、第十九 北6397（霜061）

　　3.大般涅盘经卷第十八

　　S.1280 S.2082 S.3060 S.6142

　　P.2281

　　北6398（巨014）北6399（吕073）北6400（制097）

　　北6579（宙027）北6580（为021）北8570（云002）

　　4.大般涅盘经卷第十九、第二十 S.6614

　　5.大般涅盘经卷第十九

　　S.0762 S.1858 S.2179 S.2591 S.4113 S.4483 S.4547

　　北6407（雨097）北6408（来075）北6409（调027）

　　北6410（云017）北6411（文093）北6412（芥051）

　　北6413（宇046）北6422（雨010）北6582（位077）

　　滨田德海搜藏的此卷《大般涅盘经》与《大正藏》本相比，分卷不同。它相当于《大正藏》本卷十八后部至卷十九前部，文字与《大正藏》本亦略有参差，可供校勘。因首尾残缺，分卷情况不清，察其现存文字，其分卷约大体与《思溪藏》、《嘉兴藏》本相同。

　　由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未展示遗书的具体信息，我们只能看到其中北6397（霜061）与滨田德海旧藏《大般涅盘经》卷次一致，包括梵行品第八之四、梵行品第八之五，但未知版别。北京图书馆藏本存尾题，在未见实物或图版的情况下，不知抄写年代。也就是说，根据《索引新编》统计，敦煌遗书中的《大般涅盘经》，第十八卷、第十九卷写在一起者，只有北6397（霜061）一件。滨田氏所藏之南北朝写本当属凤毛麟角。

　　南北朝时期写本《大般涅盘经》（思溪本）卷第二十七：

　　1.大般涅盘经卷第二十七、第二十八

　　北6462（河079）北6463（芥099）

　　2.大般涅盘经卷第二十七

　　S.0626 S.1860 S.2197 S.4535 S.4998 S.6534

　　北6464（光082）北6465（金005）北6466（金044）

　　北6467（辰080）北6468（乃007）北6469（金014）

　　北6561（出044）北6562（玉069）

　　将滨田德海旧藏的这卷《大般涅盘经》卷二七与《大正藏》本对照，可以发现其分卷不同，此卷相当于《大正藏》本卷二十七前部至后部，与《思溪藏》本、《嘉兴藏》本分卷相同。

　　其中，S.4998《大般涅盘经卷第廿七》，有题记，曰：“一校”。在未见实物或图版的情况下，皆不知抄写年代。杨士骢旧藏南北朝写“思溪藏”本《大般涅盘经卷第廿七》，卷面洁净，书法极好，堪称六朝写经典范。

　　南北朝写本《大智度论》卷第十九（异本）：

　　与《大正藏》本相比，滨田德海搜藏的这卷分卷不同。卷尾相当于《大正藏》本卷十九后部。与历代藏经分卷均不同，故为异卷。本卷卷次与历代藏经差距较大，详情有待研究，文献价值非常高。

　　而检索《索引新编》，只有一件法国伯希和藏P.4584，《大智度论卷第十九释初品中三十七品义第三十一》，是残卷，不知书写年代。滨田德海旧藏南北朝写《大智度论卷第十九》曾经端方、康有为鉴赏，品质自然不凡。可见滨田德海搜集写经的眼光是很高明的。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典写本中，以唐朝流行最广的五部大经数量最多，即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其中，由于《妙法莲华经》在中亚、中国吸引了自古以来最多的信仰者，在敦煌和吐鲁番写经中占大多数。

　　这批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妙法莲华经》。其中包括卷第一、卷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和八卷本《妙法莲华经》卷第八。根据《索引新编》大概可知，《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有388个写本，卷第二有436个写本，卷第五有340个写本，卷第六有350个写本，卷第七有441个写本，单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有89个写本，卷第八有43个写本。

　　但是，通过翻阅《索引新编》的条目不难发现，正如其他经卷一样，《妙法莲华经》写本数量虽多，首尾相对完整者少，多是残卷甚至残片，有题记者更少。滨田德海旧藏的几卷《妙法莲华经》则各有千秋。

　　其中，《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卷尾存题，并有小字题记四行：“显庆五年（660年）三月十四日，济法寺沙门重迁师奉为师僧父母，法界仓生敬造法华经一部，愿以斯景福抜济有缘同离苦源，咸成仏道。”据方广锠先生考证，“济法寺”在敦煌遗书中凡两见。一处出现在斯02278号《宝雨经》卷九卷尾译场列位中，作“京济法寺沙门战陀译语”，故知该“济法寺”武周时期位于京城。一处出现在甘博121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九九题记中（图录见《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五册第265页），作：“咸平元年（998）四月八日济法寺法度沙门普惠敬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拔济有缘。愿一切众生/咸蒙斯福。/”该遗书纸张与唐高宗时期那批武则天为母亲做功德的宫廷写经纸张相同，抄写年代相近，风格相似。故颇疑本遗书并非敦煌地区写经，乃流入敦煌之原长安济法寺写经。

　　而许承尧旧藏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第八》出自“清信女彭法藏”之手，可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039号题记互参，实为难得。

　　滨田德海旧藏敦煌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有卷第六十七、卷第二百八十四、卷第三百二十八、卷第四百八十四、卷第五百卅九。公藏情况如下：

　　1.卷第六十七：

　　S.4971 北2185（阙014）北2186（昃095）

　　滨田氏旧藏卷第六十七，末纸尾题后有小字墨书“怀惠勘”。此勘记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藏多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卷尾勘记。如2006年第六期《敦煌研究》刊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着录有题记“怀惠勘”的首残尾全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编号为新87165。起“诃萨般若波罗蜜多”，止“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七十七”。

　　2.卷第二百八十四：

　　S.1768 S.2531 S.3550 S.6369

　　北2772（列030）北2773（闰087）北2774（霜027）

　　北2775（海046）北2776（宿065）北2777（文006）

　　其中，S.6369卷首背部有“五十秩至六十秩”七字。

　　3.卷第三百二十八：

　　北2889（官011）北2890（夜067）北2891（露025）北2892（律065）

　　滨田氏藏卷第三百二十八，第十三纸尾题后有墨书小字“尼妙相写”。卷尾墨书小字“大蕃岁次戊戌年三月廿五日李斈生张涓子操写故记之也”。“张涓子”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经生，其题名今可见者有20余处。就吐蕃时期的写经而言，此卷字迹较为工整，行笔流畅。

　　4.卷第四百八十四：

　　北3203（张003）北3204（重088）北3205（寒063）P.2790

　　滨田氏所藏卷第四百八十四，末纸经文下书“佛弟子徐浩敬书”，另起一行书“建中二年岁次辛酉十二月朔日”。建中二年（781年），为唐德宗年号。从这年起到大中二年（848），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题记可知，此时敦煌尚奉中原正朔。

　　5.卷第五百卅九：

　　北3311（吕040）S.4833（仅存二十六行）

　　滨田德海旧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索引新编》着录68个写本。滨田氏此卷尾题后有反切法注音一行，可作为中古语音流变与西北方音研究的重要资料。

　　《金光明经》卷第四，《索引新编》着录39个写本。滨田氏此卷尾题后墨钤长方形“净土寺藏经”木戳记。据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大寺及兰若》，“净土寺”为归义军时期十七大寺之一。据方广锠先生09年统计，钤有净土寺藏经印的敦煌遗书仅有17件。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公藏99个写本。敦煌遗书《八阳神咒经》传写过程中颇多异本。滨田德海所藏之遗书与《大正藏》本相比，文字有参差。如卷首“尔时无边身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略写为“是时无边身菩萨白佛言”；“无入无悟。无知无见。不得一法。即涅盘乐故”，“乐”后经文略去。详情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卷卷尾有小字书题记：“清信俗弟子瓜州行军兵马都仓曹卢安多发心抄写持诵一心受持”。卷末有行书一行：“比丘还真勘定”。

　　据《索引新编》着录的三个公藏机构的已知数据，《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一有19个写本，卷第二有7个写本，卷第三有10个写本。滨田氏旧藏之卷一，首尾完整，卷面除刮改痕迹，行间有墨、朱、黄三色校勘加字，实为难得。《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为细字本。且敦煌本《思益梵天所问经》一般均不分品，细字本首题下有“五力品第五”，卷中有“思益梵天所问经无二品第六”，但与《大正藏》本分品的段落、品名、品次均不相同，为研究《思益梵天所问经》提供了新的资料。

　　《思益梵天问经第三》与日本《圣语藏》本分卷相同，首尾全，经康有为旧藏。这几卷都是可圈可点的。

　　据《索引新编》，《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一（即卷上）在三个公藏机构有280号写本。《维摩诘所说经》卷下有155个写本。滨田氏旧藏之卷下首题、尾题具存。

　　《入楞伽经》卷第七于三大公藏机构有7个写本。滨田氏旧藏本为《佛性品第十一》，首尾全，有首题。

　　据《索引新编》，《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公藏情况为：P.2136、P.2186、P.2297、北8698（鳞030）、北8290（阳21）、北8291（淡58）、北8292（碱92）、北8293（光97）。此滨田德海旧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前写《黄仕强传》，首尾完整。敦煌写本《黄仕强传》目前已知有9个版本：伯希和收集P.2136、P.2186、P.2297、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Дx1672（孟列夫编L.2873）、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莹诚氏购自李盛铎）、国家图书馆藏北8290（阳21）、北8291（淡58）、上海图书馆藏上图812531、浙江博物馆藏浙敦026。此卷作为第10个版本，是一号完整且重要的异本。

　　《索引新编》着录《羯磨》七号。其中S.0600为比丘尼羯磨文，S.0754为尼律，S.1162a只写“羯磨”，S.4650作“羯磨文（拟）”，北7148（月093V）为“羯磨”，北7150（列024）为“羯磨”，北7153（吕087）为“羯磨”。滨田所藏《比丘羯磨》与《大正藏》本相比，注疏多“尔时檀越请我欲布施及房舍比丘自念波远不及七日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过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羯磨应如是白也。”

　　《索引新编》着录《和戒文》十七号，《和菩萨戒文》六号。其中《伯希和劫经录》P.2921“和戒文壹本（首题）”，标题下有梵文一行，背面有“此是赵僧正和戒文”等语。敦煌写本《和菩萨戒文》，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入“事汇部类”、“古逸部”。滨田德海旧藏《和戒文》，首全尾残。与《大正藏》本相比，文字多有参差。二者可互相参校。如《大正藏》本“杀生必当堕大抗”，此本作“煞生必当坠火坑”，当以此本为确。

　　疑伪经是中国僧人伪托如来所说而编造的佛经，是中国民间社会思想的表现，不仅是研究思想史的素材，也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资料。由于历代整理佛经的高僧极力排斥疑伪经，所以大量疑伪经都已失传。但敦煌的僧人没有如此高的佛学水平，他们抄写、保存下了不少疑伪经典，如《劝善经》。

　　《索引新编》载《劝善文》二十七号，另有《劝善文》六号，《劝善文讃》一号。滨田氏旧藏此卷首尾全，末有“颁下”日期题记：“贞元十九年甲申岁正月廿三日”。与《大正藏》本相比，此卷文字多有参差，大部分可与《大正藏》对校，并可补其阙文。

　　可见，此次日本回流之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优越，绝对是中国拍卖史上的一次恢弘盛宴！伍伦拍卖恭候各方大德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