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语言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一种绘画语言。进入20世纪以来，受跨文化语境的震荡和艺术语言视觉化的趋势之冲击，基于笔墨的书写性图像生成的语言危机重重。伴随着这些冲击和震荡，“革毛笔的命”者有之，“笔墨终结论者”有之、主张“笔墨等于零者”有之。但同时，从黄宾虹、齐白石，到潘天寿、李可染、石鲁，再到姜宝林，这些现代大师既坚守又发展了笔墨语言，把笔墨语言发展到了呈现现代经验和表达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新高度，形成了笔墨语言的现代谱系。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以来，笔墨的书写性图像生成语言深刻参与了西方绘画的现代性进程，在欧美形成了书写性抽象主义脉络。这使得探讨笔墨的书写性语言的世界价值变得尤为重要。

　　姜宝林先生早年师从潘天寿、陆俨少、陆维钊诸、李可染诸先生，复上承黄宾虹先生，旁及石鲁先生，他秉承李可染“打进去，打出来”的画学策略，形成了“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发展笔墨语言的现代性的理路，展现了笔墨语言在现代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形成了美学上和中国现代艺术史上迫切需要深入理论总结的重要课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与现代艺术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6年9月25-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召开了“‘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进程：从黄宾虹到姜宝林’高层专题研讨会”，为配合这次具有国际性质的高层研讨会，9月25日下午隆重举行了“既要笔墨，又要现代：姜宝林笔墨语言特展”开幕式。

　　在“姜宝林笔墨语言特展”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在开幕致辞中对姜宝林以深厚的传统功底发展现代笔墨语言所取得的极高成就表示赞赏，并表示非常赞同姜宝林这样的观点：“现代中国画不只属于‘懂得’笔墨的国内同行，而且也应以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强和新颖的形式，为更多具有现代思维和现代审美理想的人所拥有。”贺耀敏副校长还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汇聚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优秀学子，他们是继承、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和艺术的主体和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此次和姜宝林先生合作举办展览，对于拓展素质教育、提高艺术修养、通过观看现代中国画大师的珍品学习其中的创造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姜宝林在研讨会上做了《我的艺术自白》的主旨发言，深入阐释了他的“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艺术追求。他说，“要笔墨就是要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笔墨，“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没有笔墨就不是中国画”，并系统、简明地阐释了。他从“笔墨当随时代”和“变者生”等深具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以及现代生活、观念和形式的变化等方面，阐释了他的“要现代”，“要现代就是要新观念，新意境，新形式，新笔墨语言。”他概述自己的艺术实践说：“对西方现代艺术，我是以民族的立场加以审视；对于传统艺术，我是以现代的观念加以筛选，选取现代因子将其夸张、强化、放大，综合汇成自己的肌体。虽然我一直在不断的推进和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笔墨。守护笔墨是我的宗旨，走向现代是我的终极目标。”

　　高层研讨会是基于姜宝林近七十年精进的坚守和推进笔墨语言的当代发展所达到的丰富的新笔墨语言形态，从而构成了现代笔墨语言谱系的新阶段这一艺术史现象而展开，形成了四个核心讨论：

　　首先，就姜宝林坚守和推进笔墨语言的当代发展为担当所形成的丰富的笔墨形态、美学特点进行了梳理，认为姜宝林形成了八十年代早期表达个人感受的写意山水、“白描山水”、新积墨山水、半具象笔墨抽象构成的山水和花卉、纯粹笔墨抽象主义构成等五种形态，后四种都具有基于笔墨语言本身的抽象构成特点。

　　薛永年教授认为，姜宝林的“白描山水”、“新积墨山水”等构成的新形态的笔墨语言，“具有三种属性，一是具象示意性，而是书法抽象性，三是平面构成性”，并认为，姜宝林的这些新笔墨语言形态，虽然吸收了西方的东西，但主要是来自于笔墨原因自身内部的书写性。认为姜宝林对笔墨语言的创新是用现代目标来带动，用现代审美筛选。刘曦林研究员认为，姜宝林的这些具有抽象特点的新笔墨语言，主要是以书法的书写性线条为依托，将自然转换到二维平面中，因此，并没有脱离生活感受。刘曦林深刻分析了姜宝林笔墨语言的众多变化所依据的“变”哲学思想。

　　任道斌教授以“古意新趣别开生面，八美兼具画史流芳”为题对姜宝林新笔墨语言的“造境俯视深远”、“造型抽象大气”等八种美学特点进行了全面阐述。

　　其次，基于姜宝林对现代笔墨语言的新开拓，深深植根于笔墨语言自身内生的现代性历史动机之中，与会学者分析了其丰富的笔墨形态与传统、与黄宾虹、齐白石所开启的现代笔墨语言谱系之间的紧密继承和当代转换之间关系，认为姜宝林将笔墨语言的现代谱系推进到了新阶段，是现代中国画笔墨语言之变的代表性人物。

　　张晓凌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认为，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进程，并不是一个受西方现代艺术运动影响的“回应”运动，而是一个内生的现代性运动；这个运动经历了晚明内生的文人笔墨时期、晚清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现代主义为基准发展实验水墨的时期等三个时期。姜宝林要发展笔墨语言必然面对这三个时期的笔墨语言形态。他认为，姜宝林曾一直徘徊在传统与实验水墨之间。姜宝林力图把文人笔墨语言放进去，又要吸收西方形式主义的东西，再融合出一个新的笔墨语言体系，这实在太难了。但这正是姜先生的伟大之处。到目前为止，姜先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特点的新语言体系。姜老师作品的世界性是不成问题的，这些作品放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懂。可以说，姜宝林的新笔墨语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验水墨的一个高点。

　　牛宏宝教授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同意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进程是一个内生的历史运动的看法。他认为这一进程以元以后绘画笔墨语言在吸收书法笔墨语言之后形成的笔墨语言的自律和语言自觉的意识为标志的，依托于这种书写性笔墨语言的自觉，出现了“法自我立”的早期主体意识，改变了“师造化”与“得心源”的平衡格局，更强调笔墨语言的表现性意义生成的独立价值——写意性。到了20世纪，在笔墨语言的图像生成受到来自西方写实性油画和表现主义的冲击下，探讨笔墨语言的图像生成的现代可能性，成为了迫切的任务。黄宾虹、齐白石的“变法”诉求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笔墨语言自律、自足的这一内生的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动力。他们深化了笔墨语言的书写性表现力和脱离对象图像的自足的意义生成功能，他们对金石入画的强化、黄宾虹对笔墨语言体系的深入总结，都使笔墨语言的自律自足的意义生成功能推进到了新阶段。姜宝林在丄承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石鲁的过程中，发现和直觉感受到的正是这一历史运动力量中笔墨抽象的独立意义生成的方面，而他根本性的转换是把隐含于这种笔墨语言中的构成性的方面——如“不齐之齐三角弧”构图形式、具有构成性的“穿插”笔法扩展为更为明确的构成性语法，即一种书写性与笔墨抽象构成的新语言。而完成这一语言转换的内在力量正是姜宝林的先天的完型直觉。这是姜宝林伟大的地方。

　　薛永年教授细致梳理姜宝林不同笔墨语言类型的传统和现代笔墨语言元素的萃取和转换，譬如其积墨山水中对李可染对重视表现空间关系的积墨法和黄宾虹“黑墨团中天地宽”恍惚又像的萃取和转化。朱良志教授认为，姜宝林在笔墨语言的融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又保持了与黄宾虹在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付京生研究员则梳理了在姜宝林的笔墨语言现代转换中的师传特点，并认为姜宝林融汇前辈大师的不同风格于一体，这本身就来自于中国画传统师承关系中的主体建构精神。张成源研究员则详细梳理了姜宝林与陆俨少、石鲁在笔墨语言上的关系。

　　其三，对姜宝林所形成的笔墨抽象构成的新笔墨语言与西方现代抽象主义和构成主义作品进行了跨文化比较，认为与后者相比，姜宝林的笔墨抽象构成的新笔墨语言虽然具有抽象性，但却是一种深具书写性的抽象，在这种笔墨抽象构成的语言中，转换了许多来自传统笔墨语言的皴法、笔法和墨法程式和图式，发挥了笔墨书写性的韵味、节奏和运动力学的魅力，将中国审美精神笔墨本书的文化意蕴保留了下来，具有完全不同于几何抽象的审美价值。夏可君教授认为，现代西方抽象艺术语言转换生成的原理是几何学和建筑，因此多数抽象作品中的平面图形是几何的；而姜宝林新笔墨抽象形式则主要是一种以笔墨语言的书写性为原理。大卫·布鲁贝克用姜宝林的作品与诸如Brdget Rily等人的抽象作品，认为姜宝林仍然通过留白来结构画面的空间，而后者却没有。闵周植教授讨论韩国水墨画现代化的历程和特点，构成了与姜宝林的笔墨语言创新之路的有趣对比。

　　再次，由于研讨会始终涉及到笔墨语言的现代转换，这就形成了对笔墨语言本身的深入系统讨论。这一讨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了黄宾虹身上。朱良志教授系统阐述了黄宾虹对笔墨语言的“纯化”。夏可君教授则认为，如果说西方现代艺术之父是塞尚的话，那么中国笔墨语言的现代转换之父则是黄宾虹。陈剑澜研究员借助符号学方法，系统分析了笔墨语言中象与书写、笔墨与形体之间的关系，认为传统的笔墨语言中书写与形体是不可分的，但现代是可分的。大家认为，笔墨语言是一种中国深具书写的图像生成语言，它有自己的词汇、成语和句法。它本身就深具抽象的基因，具有渊源深厚的走向抽象的动力，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与西方不同的图像生成。高建平研究员则从线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谈了笔墨线条的生成和国内。

　　研讨会中就“程式”与“图式”、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转换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产生了有学理性质的争论。

　　薛永年、刘曦林、张晓凌、张兵、安远远、王海昆、张立辰、丁方、高建平、韩东晖、朱良志、陈剑澜、付京生、任道斌、牛宏宝、吴琼、夏可君等来自国内外的20多名美学、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家参加了本次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和特展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