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批评的阵地本属于艺术体制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的本质是批评家们临时的、虚拟的集合。如今，这个空间已经萎缩，几近消失。

　　所谓第三空间，是相对于艺术机构和艺术媒体而言。艺术机构及其从业者构成第一空间，即实体空间。艺术媒体及其从业者构成第二空间，即传媒空间。而艺术批评，则是与第一、第二空间交叉存在的一个临时的、虚拟的集合。

　　为什么说它是临时的、虚拟的集合?因为批评家本身就是一个临时的、虚拟的称谓。这个称谓是由艺术体制制造出来。参与主体往往自称，或者被媒体、机构称为批评家。在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批评家。批评家在社会中另有正式职业，从来不以批评糊口。

　　当代艺术界，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临时的、虚拟的第三空间?如果艺术批评被认为“对艺术世界中的艺术现象，特别是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的分析、阐释和评判。”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绝不缺少现象分析和阐释性的文字，而是缺少评判性的文字。所谓批评失语，主要是指后者。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遇到了问题。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康德两百多年前提出的如何“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为我们勾勒出公共领域的基本模型，其也是当代艺术批评依存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的基本属性便是参与者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因此，当代艺术批评的第三空间如此虚弱，恰是那些可以成为批评家的主体“没有勇气”，或者根本“不屑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什么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很简单，就是从自己的职业职责中跳出来，表达自己的评判意见。当代如此发达的媒体工具，为表达意见提供了充足的通道，但现实是，艺术批评依然短缺。

　　当代艺术批评的潜在主体与艺术机构、艺术媒体存在重合关系，使得当代批评中基本缺失了“评判性”文字。这样，批评就不再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而是“私下运用”——即履行职责。

　　批评家忽而是策展人，策展人从来不曾对自己旗下的艺术家公开提出批评性意见，因为这与策展职责相悖;批评家忽而是某机构的馆长，馆长从来不曾对自己收藏的作品提出批评性意见，因为这与他的管理职能相悖;批评家忽而是媒体编辑，媒体编辑少有批评性言辞，因为这与杂志的运营方式相悖;批评家忽而是学者，学者极少关心与自己理论无关的艺术作品，因为这与其学术研究方向相悖。

　　所有这些相悖，让当代艺术批评失去第三空间的属性。工作在各自领域的批评主体不再越出职责之外“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最终，批评家们临时、虚拟的集合仅是一个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