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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昌讲堂】费大为×汪建伟：艺术可以批评吗——物理性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雅昌讲堂】费大为×汪建伟：艺术可以评论吗——艺术当中的工具主义

　　【雅昌讲堂】费大为×汪建伟：艺术可以评论吗——论艺术去特殊性（上）

　　主讲人介绍：

　　费大为：艺术评论家、策划人。1954年出生于上海，现工作生活于法国。最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和策划人之一，自八十年代开始投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最早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舞台，对中国和国际的当代艺术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费大为

　　汪建伟：1958年生于四川，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艺术实践，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先锋。其艺术作品呈现多元样式，跨越影像录像、戏剧、多媒体、装置、绘画和文本等领域。早期以绘画为主的创作带有强烈的实验性以及复杂的观念，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持续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尝试使用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去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在众多的关系中，从知识层面发展和建立一种新的主体的可能性。

汪建伟

　　导语：

　　今天，在艺术这部大机器里，艺术批评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否还需要艺术批评，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批评?艺术批评曾经在现当代的艺术史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地位在近几十年的艺术发展中似乎迅速跌落。艺术评论能否进入创作的内部，参与创作，洞察创作中的问题?艺术批评是否应该寻找它的“自在”和“自为”系统，是否可以具有和艺术创作同样重要的价值?这也是艺术批评所需面对的重要课题。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邀请到了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费大为和艺术家汪建伟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讲座海报

　　主题：艺术可以批评吗?

　　第四部分：论艺术去特殊性（下）

　　汪建伟：问题是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西是女性特有的。这个我很纳闷，这个知识从一开始就是从知识那儿被系统过来的，就是我对，我就想知道你怎么判断这个是女性特殊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怎么判断的?

　　费大为：艺术家可以自己说，我在这个构思里边她说到比如说他的某些特殊的经验跟男性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这个是完全有可能。比如说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的这个艺术家，他的作品里边一不小心有了跟以色列的冲突的这个因素在作品里边是不是因此就降低了他的艺术的判断，请问汪老师。

　　汪建伟：一个巴勒斯坦人和一个以色列士兵的斗争这就像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这只是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的一种斗争，如果你要把他作为艺术作品，他的工作并没有开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批评的判断，那是一个社会学的判断，你判断所有的因素是从别的地方借来的，而且这种租赁是免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长时间后殖民带给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中国艺术家不按照中国的方式表演，对不起我不判断了。

　　费大为：如果这个巴勒斯坦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包含着对以色列的斗争这件作品做的也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涉及到了以色列的斗争而降低了他的艺术的价值。

　　汪建伟：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判断他的好，他的好是怎么被判断出来的，好是你告诉我比如说这个作品就在这儿，你怎么判断他好，我问的是这个。通过什么让你判断出他好?我的前提是你不能跟他交流。

　　费大为：是，当然这个作品本身好和不好是通过看的人他的长期的看作品的经验看出来的，这个作品就是有意思，做的就是好。

费大为在讲座现场

　　汪建伟：那你的经验是怎么形成的?你比如说你获取经验你是看书，其实这个作品我说的这个书在哪儿?

　　费大为：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汪建伟：实际上这个词大家都羞于说，就在那儿，就是艺术的形式让你有了判断的机会。

　　费大为：我知道汪老师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形式语言，他的做法，他的特殊的做作品的方式使他自己的作品特别好，你能不能说如果把他的内容再去掉一点可能会更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汪建伟：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好他就自足了，他就用不着说我在那里边再去个八两，这不是买卖，只是说八斤半，其实我要说的老费我就觉得我们开始有意思了，其实我要谈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去掉特殊性以后，你还能说他好，这个好是怎么判断的，我们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费大为：但是艺术作品他往往就是一个整体，他是不能去掉什么东西的。他之所以好不仅仅是因为他做法特别好，而且他也涉及到他的内容，也涉及到他的一些个人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跟社会生活有关系的，跟他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汪建伟：这些都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必须要用一个可以向所有人打开的方法展示出来的好，他不是专门说给策展人听的，策展人觉得好，其他人都不觉得好，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殊性，就像是我觉得你要认为这个女性艺术家做的特别好，那他的所有的劳动都直接呈现在这个特别好的上面，第一他不需要只是单独地给你交流，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买卖，这是腐败。

　　第二他用不着跟媒体说，让媒体再来替他说。大了最后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这个东西连工具意义上都不存在了，他就变成道具了，就是一个道具，好吧，我朝这儿一放就觉得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个东西这么不重要，这个巴勒斯坦人可以拿任何一个东西放在那儿，因为我都可以说这个故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艺术家可以不做工作，只要把自己后边这个故事边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任何一个作品都反映了他的全部，这是不对的，但是他必须要通过艺术家的工作反映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社会活动，我觉得没有任何批评，我觉得这个艺术家是对的，该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就是艺术的全部，因为很多东西，很多工作你没有开始，对，我要问的就是这个你要把一个社会你的全部，你的身份所有的东西展示出来，那对不起，里边有一个劳动，这个劳动的形式是什么?

　　费大为：对，但是你说这个不是艺术的全部，甚至不是艺术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吧，就是说这个内容和题材和这个他所反映的对象的这些东西，是这个不是艺术的全部，甚至不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吧，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他的做法。

　　汪建伟：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身份开始显出来了，艺术家从来不去思考哪个东西重要，或者是我说了这个话，我做了这个作品他反映出一个与别人有多么不同没有这个诉求，而且他也不去说通过这个话或者说通过这个行为我揭示了某一种独特的思想，也没有这种诉求，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见的他就是全部。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话说的清不清楚，当你看见一个以色列的艺术家的时候或者是巴勒斯坦的艺术家的时候，他的全部就在作品里，他不应该在这个全部以外还单开小灶，而且通过小灶获取的东西，我觉得是不正当的，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费大为：所以去特殊性我把你改成去共性好啊，行不行。

　　汪建伟：去共性很危险的，去共性涉及到很大的一个我说的去特殊形成就是实际上简单地说就是不需要特殊性来获利，其实包含了就是说因为简单地说我，汪建伟，其实当我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很多东西是全部包含里边的，男人，老男人，艺术家、中国艺术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边，这个时候我用不着把我单独拿出来说事。

汪建伟在讲座现场

　　好，我现在以一个中国艺术家来给你对话，一旦这个身份成立他就一定保护的是腐败的东西，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包含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共性这个好像我觉得不是特殊性这个词，我觉得我们讨论完了以后没准儿我们相信费老师下一次讨论会蹦出一个更精彩的词来。但是我想艺术问题确实就像实际上就像所有的抽象问题一样，他是语言没有办法去捕捉的东西，是套不准的，所以其实体任何用词都是有缺点的。

　　汪建伟：其实那天好像你发这个艺术可以批评没有，其实比如说我好想说过一个就是其实批评作为言语，比如说用语言来行使的一种工作，他本身就是一个主题，其实这个我们都读过维特根斯坦，他终身在研究这个，比如说他说认为表达世界最让体吃惊的也就是最适合的就是语言，但是是什么能够准确的描述语言的存在，这个很厉害。我觉得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的那个对象可能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语言本身，而且不是别人，我们来讨论一下好吧，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费大为：我记得我在过去有一篇文章的开头开玩笑地说凡是讨论艺术问题的文章都是以传播错误思想为己任。因为艺术问题讨论起来几乎都是从夸张的角度来说，几乎都是影像错误的结论。因为语言不能套住他，但是呢，艺术也只能在这样的一种一瘸一拐的这个语言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工具的运用当中去一点点往前走，似乎有所获，似乎有所失，但是这个是跟艺术创作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且这里边我觉得也只能这么去做，而且这样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是引起我们这样去思考、这样做的原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说他我怎么就对，怎么就不对，而是怎么样去让我们去进入到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领域里边去，比较危险的一些领域里边去，使得我们一些原来的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想法变成不稳定的，变成一些可以摇摆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的批判性的思维，批评的东西和创作的东西就可以有一些良性的互动，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