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用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与文化的科学，为此，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为考古学家的重要工作方向。但是，近些年，在考古界不仅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的重大课题，而且，中国考古学史上有三位最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夏鼐、苏秉琦，都写过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著作，考古学界发表的有关文明起源的文章、著作也达百篇(部)之多。那么，在考古学中，“文化”与“文明”究竟有什么差异?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关于“考古学文化”，至少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先后经过米勒、舒哈尔特等学者的阐发，到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先生的笔下，已形成基本的概念。1959年，夏鼐先生发表《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文章，自此，“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日益成为中国考古界普遍认同和使用的理论，并指导着中国的考古学实践。而什么是“考古学文明”，则未见有严格的定义，其考古学的内涵也是由柴尔德先生最先认定，即有城市、文字、国家等十种要素的构成。不过，考古学界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时，一般都认为“文明”是指“国家”形态的诞生及其相关考古学证据的出现。

　　其实，在不同学科的视野下，有关“文化”的定义实在太多，有的学者认为有400种以上。不过，无论是什么定义，包括考古学在内，对“文化”而言应该都有个最基本的底线，那就是“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在人能够创造“文化”之前，地球上是没有“文化”这种东西的。从广义上说，人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中国的辞书上就是这样说的，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可以换种表述：文化是人类本着自身发展的需求而创立的第二生存系统(第一生存系统是自然系统，第二生存系统是文化系统)，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世界的本质表现和根本能力，是人能够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动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文化证据是打制的石器，它出现于300万年前左右的非洲，而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打制石器是200多万年前。无论如何，人类的“文化”之诞生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年以上。人类文化的进步也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从3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到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终于走出了狩猎、采集的最古老的文化时代，而进入发明农业、畜牧业乃至制陶业等先进文化的时代。

　　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诞生于何时呢?按照考古学的证据，至少大约要到五、六千年前才在地球上局部地域出现，如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等，为此我们称之为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而且，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如果以文字、城市、金属等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的观点，中国甚至到了3100-34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出现时才能称之为“文明”。为此，考古学家对“文明”的判断标准产生了质疑，这才会出现考古学视野下“文明多样性”问题的讨论。比如中国文明或东亚区域国家形态诞生的时代并没有文字，甚至也没有成熟的大面积的金属冶炼，但是却有着巨大的设防城市以及复杂的城市分级聚落系统和社会系统。当然，这种东西方不同的“考古学文明”模式也是建立在不同区域原有的更加悠久的“考古学文化”多样性之上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放眼全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第一，人类“文化”的历史比“文明”的历史不知要长多少万年(至少长300万年以上)。

　　第二，“文化”是“文明”诞生的基础。人类不同区域存在的不同的“考古学文明”模式是建立在此前各相关区域更加古老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上，是文化多样性决定着文明的多样性，当然这两种多样性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问题则更加复杂有趣。

　　第三，文明诞生之后，它可以利用国家“政治”的力量促进文化的变革，但它不能改变文化对文明延续所发生的基因性、根脉性、底层性、持续性、特质性作用。甚至是某一“文明”即某一国家消失了，但其文化或文化的某些要素都还存在并被继承，这在考古学上有太多的证据。这表明，“文化”的生命比之“文明”的生命要更顽强，更坚韧，更持久，而这种沉深的生命力应当与“文化”比“文明”要古老得多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