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旧金山和洛杉矶公布了“星球大战之父”乔治·卢卡斯的美国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的最新选址。中国建筑师马岩松领衔的MAD建筑事务所为两个选址进行的设计也同时公布。同月，他为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所做的设计也对外公布，这位风头正劲的建筑师，近年来频频获得国内外重要建筑地标的设计权，关于城市规划、旧城改造等热点话题，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对于跨国资本导致很多新兴新奇建筑的产生，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马岩松：我觉得这是中国处在一个开放和自己文化找不着北的过渡阶段。比我老的那一代建筑师其实是很痛苦的，市场开放后他们突然要面对很大的竞争，同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成长了很多。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可以在国外竞争。中国逐渐开始关注对城市的品位、对建筑的品位，现在媒体和市民都开始关注建筑，这就短短十几年的事情，他们开始意识到建筑是艺术，是文化。所以开放肯定是好事。但在这个过程里，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有问题的房子?因为开放肯定会有实验失败的可能，所以要提前估计到风险。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准备好?想要什么样的建筑，我们还没有想清楚。对过去的城市是如何变成现在的城市，而未来又会变成怎样的城市，中国现在完全把决定权交到了别人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的权力很小。像古典的中国城市北京、杭州和南京，都是由一个大的哲学家规划的，他知道这个城市想要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城市总体的观念不够强，所以很多事情交给了不同的商业个体。如果能够保持开放，继续转型，同时明确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想要用什么原则创造，那就会出现既符合城市文化，又有创新的东西。

　　记者：是否能理解为总体规划仍需加强?

　　马岩松：是哲学层面。很多人认为它是技术，是交通好不好，功能好不好，但那只是第一层。为什么有人说一座城市像一幅画或是一部交响乐，因为这是无形的东西，要求总体的城市精神非常明确，达到一定的高度才可以。现在我们在说中国的未来城市，还是说不清楚。我们可以有很多抱怨，说污染、堵车这些问题，但当所有的城市都不堵车了，都蓝天白云了，就能说明你有一个很有归属感的家了吗?到时候你还是会有精神上的需求，还是会说这个城市怎么跟那个城市长得一样。那归属感、情感的落脚点是什么?老北京、老南京和老杭州，它们和自然的和谐、创造出来的景观，成为了这些城市的标志，也成为市民每一天可以享受的东西。这个高度的东西是现在很多城市缺乏的。

　　记者：你之前做的胡同泡泡其实也算是一种改造老城的尝试。你对此类城市改造计划的观点是什么?

　　马岩松：我不支持大规模的改造，改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突然的、大规模的改造思路还是以前建城市的模式，对于历史区域、对于乡村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要有一种新陈代谢的概念，要遵循老城区的生命。一个城市如果想有真实的生活，就得是年轻人、一般的学生都可以住进去、住得起。所以价钱不能变得很贵，也就是说它的密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弄成商业街。

　　商业有它自己的规律，但商业之外还应该有生活。生活得从城市整体考虑。这么多人住在四环五环，可城市中心恰恰是最美的地方。北京这么大，我觉得它是山水城市，应该把这个理念放大。

　　记者：建筑的造型和功能之间是何种关系?

　　马岩松：功能是最基本的东西，这就跟人体一样。简单而言建筑是一种环境，环境造就气氛，气氛影响人的感性。建筑也是文化，还是一个跨时间的存在。今天我们看它是一回事，再过一百年看它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建筑其实挺复杂的，是一个有多重身份的东西。

　　只从造型和功能两方面来理解是很局限的。当我们说不想生活在一个火柴盒的城市里是什么意思?火柴盒看似是描述形状，但其实是在描述一个封闭的、统一的、千篇一律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深藏在现代主义城市中的。因此我们每个人的行事方式、思考方式、家里的布置都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潜移默化地规定着你。当有一天一些东西不一样了，不再是火柴盒了，你甚至不用考虑建立了什么，打破本身就很有意义。到今天我更关心的是营造一种气氛，让人知道建筑和城市是和情感相连的。

　　记者：山水、自然与人的和谐这是不是一种太过浪漫化的倾向?

　　马岩松：没有，这就是历史事实。古典的城市也许权力和宗教是合一的，但是所有的都是庙宇和教堂，这些是城市中最明显的标志。今天，城市里全是写字楼、大酒店，这些就是资本，这些就是城市中最吸引人、最厉害的表现。现在城市已经在改变，尤其是后工业化城市。比如纽约还有、也还在盖大楼，那些更高的、更有力量的建筑。但是也有很多城市公园、美术馆的设计，很多地方城市空间都趋向于自然和人的结合，而且很多是由社区去讨论的。这是一个大趋势，是工业时代终结的标志。以前工业时代是大企业、大财团完全能控制所有的东西，人在里面就是渺小的螺丝钉。但是在未来，工业化的终结就是我们向自然忏悔。所以我觉得用大的财团去改造村庄，还是延续旧模式，因为它不是从底层、从人的生活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