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中年，回想所谓的朋友，有的几日一见，每次都能聊的很热闹，但是双方都明白无非是应付而已。有的确是可以多年不见面，也很少通电话，见面时话也不多，但是心灵上有种默契，能够无话不谈。或仅是坐下喝杯茶，很少说话，但也能让双方感到温暖。这样的朋友才能算作“朋友。 与张林海的关系就是这样，表面上看有些平淡，这似乎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当然我们两人都绝对不想做所谓的“君子”。

　　算起来与张林海相识已26年了。我与张林海同龄，在天津美术学院上学时他比我早一年入学。当时的天津美术学院还不像现有这么多院、系，我所学的油画专业与张林海所学的版画专业同属绘画系，我们应算作“系友”。当时绘画系每届仅有学生不足20人，四届学生也就是70余人，一个系、四个年级的同学都很熟悉。

　　张林海幼年时因患化脓性关节炎造成腿部残疾，大学期间在一群自视非常“威猛”的男同学中极为显眼。而林海自己表现的极为自尊，很少与班级以外的同学交流。 每天独行在教学楼、宿舍、食堂之间，如走在无人之境， 一张清秀、敏感、孤傲的脸显得颇为清高。

　　1988年的春天，一年级下学期风景写生课，任课的邓老师(现在已荣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带着我们班的五名同学到河北省涉县张家庄的村民家住下。对于从小生活在平原城市的同学来讲，太行山深处的张家庄太新鲜了，石头盖的房子，少树的石头山坡⋯⋯，同学们每天充满激情、不知疲倦地早出晚归，画着日出、日落中的山村。少年轻狂，每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奇装异服”，再加上“文艺青年”的标志——留着长发，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自然引起了大家的“瞩目”，在街边写生的时候就有村民们在一边“搭讪”。所有的人“搭讪”时都谈到了张家庄的邻村——“满柿口”的张林海，张林海似乎已经成了涉县的“传奇”人物。是呀以25年前不发达的资讯、交通状况，一个喜欢艺术的少年能够从太行山的贫困深山区走出来，到大学学习艺术，也确是“传奇”了。一日，出于好奇心，我走到一公里外的满柿口村，想去张林海家看看。毕竟张林海已是“名人”，很快就找到了张家。张林海的母亲当时在家，张伯母是个胖胖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在张林海家坐定后，张伯母操着重重的涉县方言与我交谈，谈得什么，现在都已忘记。随后张伯母为我从暖瓶中倒出开水，(当时还没有瓶装水，在太行山区的小村写生时能够有一杯开水饮用是非常“幸福”的事)并爬上梯子，到阁楼中为我取来太行山的特产：柿饼子、黑枣等食品让我吃。听说还有同学住在张家庄，还让我捎给同学许多。 离开的时候我给张伯母在院子中照了一张像。

　　回到学校，我兴冲冲地找到张林海，将去过他家的事告诉他，并将张伯母的照片送给了他。没想到的是，张林海很不热情，脸上无一丝笑容地收下照片，无任何客套地走了。

　　大学生活有做不完的事，加上对张林海“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度难以接受，此次交往后再也没有与张林海有任何联系。以后在在校园中见面也不打招呼，这样的关系直到毕业 。

　　张林海是1990年毕业的。自这一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开始“过剩”，以前学院负责为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政策变得形同虚设。学院只是掌握了一些用人信息，推荐毕业生到需要人的单位“应聘”。(这些今天看起来已被全社会接受而变为“正常”的毕业生就业方式，在当时是刚刚“试水”)以张林海的身体状况和社会关系， “应聘”的结果 可想而知 。不过，听说有“贵人”相助，张林海将当时很“珍贵”的户口指标留在了天津，也算是在天津学习四年的“收获”了。

　　转年我毕业后到了天津图书馆工作，随后的日子大家忙于结婚、生子，适应走出校门后的生活。在学校中关系“密切”的同学也疏于联系，何况与性格“冷漠”的张林海。

　　转眼到了1997年。热情的油画系孙建平老师想起来为他认为还有“慧根”、而且还在画画的同学们组织一次展览。名称孙老师也早拟定好了，为：“新蜕变——天津青年油画家邀请展”。有十来个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的校友参加，其中有张林海和我。展览1997年11月在当时的天津美术学院展览馆展出。热心的孙老师拉上《天津油画》、《北方美术》、天津青年美术家协会一同主办。大家还凑了些钱，印了展览画册、招贴画。开幕时请来了当时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范迪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水天中、《美术研究》的殷双喜以及开始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今日先锋》的史建等评论家及天津美术学院的一些师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也算是在上个世纪末天津沉闷的艺术氛围中“搅起”了一丝“波澜”。

　　因这个展览与张林海在离开学校多年后又开始了联系。展览一结束，林海约我到他家做客，中午请我在他家附近天津市八里台一个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对于我们当时收入来讲这顿饭是很“奢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在一家中央级媒体驻津办事处工作。此时一家上海的画廊刚刚收了一批他的画，经济上有了根本的改变。当然这家画廊现在看起来只是“炒画”，不是规范的经营艺术品，但是就是因为这画廊的经营，才有香港少励画廊老板在飞机读物上“发现”张林海并与其签约，将其作品推向了欧洲藏家市场。当然这都是后话。最初在商业上的顺利，加上少年时朋友方力钧的成功榜样，他已打定主意离开体制做职业艺术家。

　　随后与张林海的交往多了起来，陆陆续续知道了他毕业后的一些事情。离开学校后因为条件限制不能做版画了，开始画油画;为了使自己走路更方便一些，在还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的时候，冒险做了一次髋关节手术;术后的恢复期因为营养缺乏，身体康复的不好，在床上呆了半年才下地;第一任女友也因故离他而去;随后在一家中央媒体驻津机构工作时认识了贤惠、理解他的妻子，结婚、生子，两个人一起渡过了成家后最初经济困顿的日子。

　　我们的家庭状况都属于在经济上不能依靠家里，一切需自己解决。在经济稍有好转后，为了改善居住条件的逼仄，我们两家又在同一个新建居住区买了房子而成为邻居，随即交往就多了起来。张林海在与少励画廊签约后两次向画廊推荐我的画。一次是让我将画放在他的家中，少励画廊的人来津看他的画时也可看到我的画;一次是将少励画廊的北京负责人郭小姐带到我当时工作单位画画的地方去看我的画。在为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希克收画的一个著名评论家、策展人来津找张林海买画时，他也提前告诉我一起见见，为我的画进入市场创造机会。随后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了因为他的坚持画画而在艺术和经济上得到的回报。当然在林海的口中总是说，自己身体条件的局限，只能面对画布画画。不像我等其他同学可以干些别的工作以“显示”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又可解决经济问题。对于林海我相信他说的是其真实所思。但是，不谈对艺术的认识，我们这些前后几届同学在对画画的执着上逊于林海是不争的。

　　随着少励画廊代理他的的作品，经济上已无后顾之忧。少励画廊的经营方式是不急于马上在艺术家身上“挣钱”，他们采取先投入的方式将代理的艺术家推向一定高度后再谋取经济上的回报。张林海的作品得以与一些“大牌”艺术家的作品一道被少励画廊带到了德国、香港、日本等地的博物馆，频繁地举办展览，与这些“主流”艺术家一起出现在不同的出版物上。张林海也从2002年开始离开天津市入住通县小堡村，先是租住村民的房子，然后在小堡的湖边自己买地，盖了300余平方米的画室和两层楼的住宅，过起了职业艺术家的生活。

　　张林海迁入通县小堡村时，我已将工作转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出差都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多在北京停留一些时候，到通县小堡村张林海租住的小院去，有时还在他那里住上一两天。当时的小堡村还没有现在这样热闹，村子范围也没有扩张，艺术家们还大多在原来村子的范围内租住民房居住生活。但是有方力钧、刘炜、杨少斌等人传奇般的成功经历，吸引了各地的艺术青年陆续来到小堡村，原来安静的村子已开始住进了不少“北漂”艺术家。张林海的性格是安静不喜欢凑热闹的，到了小堡后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小堡“流行”的三天两头请客喝酒的生活方式似乎不沾边，像一个农民，在自己的艺术园地中耕作。我曾经问过他，你怎么不与这些同村的画家们一起喝酒、消遣，张林海讲，他身体不好，睡的太晚明天会起不来床，影响画画。我想不完全是身体原因，作为职业艺术家，他有着自己的工作、生活理念和价值判断标准。

　　今年3月我到通县小堡村联系与栗宪庭电影基金合作的事。我是公差，差旅费可以报销，小堡也开张了许多酒店可以入住，张林海执意让我住在他家。他夫人带着上学的孩子住在市内，家中仅有一个保姆，很是冷清。也是有两年多没见了，晚饭后与另一个在小堡的同学姚宇中一起，我们三人在林海的画室中聊的很晚。 今年春天北方倒春寒，寒冷的春夜，我们都穿着冬衣，交流着这两年彼此发生的事。我讲到因工作的繁忙，为了画面的完整画了一些小幅面的画。张林海讲没有必要画很大的画，精彩的画与幅面无关。并谈起一个我们熟知的一个知名画家，二十多年来一直画着同样题材的“小画”，但是确为当今架上绘画的高水平。他进而讲到画画没有必要盖一个巨大的画室，有一个能够画画的空间足以，画室大了，人却要“暖”房子，将能量给了房子，为房子“服务”⋯⋯。

　　或许是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原因，今天的林海秉持着自己平和与善良的做人原则，在这个群体环境里能与不同性格的画家相处交往，也珍惜着坦诚相见、真挚如水的友谊被其视为时下最 “奢侈” 珍贵的“东西”。但他尽量保持着低调、平静的生活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张林海的画画题材非常窄，仅局限在自己生活过的二十多年乡村回忆中，更多地是童年生活留下的精神记忆。这样的回忆画面，不单单是飞翔的人，石头房子、多云的天空、飘动的云朵，仿佛一切都有了“灵性”，让我想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笔下的哪个“马孔多村”，一切都充满了魔幻的气息。在大多数的画面中总有一个“游离于”人群外的男孩出现，这个男孩如同一个“观察者”，既是众多人群中的一员，又“飘逸”在人群之外，似乎是童年在太行山村生活的张林海，同时也像今日在城市、在艺术村中生活的张林海，与环境总是处在“分离”状态。张林海与栗宪庭先生讲过，少年在山村生活时对火车汽笛声的“渴望”，汽笛声是乡村少年的“外边世界”。我不知道童年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太行山区艰苦生活经历是否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阴影，但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也成为今天“抵抗”城市中“虚伪”艺术、生活环境的精神支撑。当然所谓“必须的磨难”、“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是虚伪的。城市人作为外来者以怜悯的眼光看待这样太行山区人生活是多么的的不幸是以城市人自己的标准衡量，而作为这样生活中的人自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有他们自己的幸福，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我想对他人生活最大的尊敬是不干预、不打扰。因为不管城市和乡村，我们都在按照“自然规律”发展。

　　来到城市上学并留在城市生活的张林海到今天似乎还游离于城市之外。来到城市，除了学习艺术外还有对城市——这个对当时林海来讲是“外边世界”的好奇与探究，对“汽笛”声的追寻是对山村生活的一次“逃离”。而十年前他离开天津市定居小堡村，应是对城市生活的主动“逃离”，那么到了小堡后的离群索居除了是对所谓“艺术家生活”方式的拒斥，是否也是一个从乡村走出的艺术家的又一次“逃离”， 今天的小堡已经不是原来的乡村，更不是艺术家生活的世外桃源。它已经成了像中国所有地方一样的“名利场”。来去的人已与艺术渐行渐远。在今天的中国，热爱艺术最有效的方式是回到自身，让自己变的宁静，在内心中寻找艺术。张林海的选择莫过如此， 如同他的画面中经常出现的哪个光头小男孩，在飞翔中寻找着自己精神栖息之地。

　　与张林海交往多年，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当代艺术、后现代、现代、学术性等等词汇。他始终是一个面对画布的手艺者、用手艺“思考”着油画艺术，用艺术创作体验着生活，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在画布上讲着“他的故事”。我的工作性质让我接触太多的艺术和艺术家，我自己的兴趣和标准偏重当代艺术。但是我不认为当代艺术就必须离开画布，形而上观念的表达需要形而下“物”的支撑。当代艺术需要与生活结合，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将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使人的一切到“解放”。张林海“固执”地从事着架上艺术，在当下的浅薄者看来太过保守。但是他通过这样的艺术创作，让自己的精神愉悦、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当然还包括用艺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这难道不是我们从事艺术的初衷吗?

　　不管多么卑微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张林海以他的执着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影响、改变着当下对艺术的认识，当然也会影响、改变这个世界。